名利場
作者：翁禮華
在中國老百姓中間，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曹操和諸葛亮的，因為曹操是“說到就到”跑得最快的人，諸葛亮則是“料事如神”充滿智慧的人，這兩位不同凡響的名人都是三國時代的重要人物。今天，曹操和諸葛亮開源節流抑奢崇儉從自己做起的理財思想，正成為財經界學者們研究的課題。
曹操篇
曹操所處的時代是東漢末年朝政腐敗，社會矛盾激化，災變連年，諸侯割據，攻伐不已，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的末世。當時無數百姓流離失所，無以為生。《三國誌》稱：“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民多相食，州裏蕭條。”據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當漢獻帝從長安返回洛陽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者食棗菜。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王侯重臣尚且如此，一般百姓饑餓死亡的慘象可想而知。糧食的緊缺造成物價飛漲，興平元年，一度出現“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於是月……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的有金無穀、粟比金貴的局麵。對此觸景生情的曹操揮筆作了《蒿裏行》，詩中描繪“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蕭殺的慘狀。
曹操本人早在東漢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從陳留起兵開始便痛感財政匱乏，無糧食以濟軍餉對行軍作戰所帶來的嚴重問題。最使他刻骨銘心的是興平元年（公元194年）作為兗州刺史的他，帶領千餘人的部隊西迎漢獻帝時，在途經新鄭縣時差點集體餓死的情景，當時倘不是新鄭縣令楊沛將“課民益畜”藏在“小倉”中的千餘斛桑椹幹獻出供將士充饑，全部人馬都會餓死。因此曹操清醒地認識到“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產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終歲之儲，百姓無安國之誌，難以持久”，“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於是他果斷地決定針對當時形勢實施發展生產，開創民屯；改行稅製，實行租調；率先垂範，創導節儉；和惟才是舉，重用人才等四項理財措施。
發展生產，開創民屯
發展生產是一切財政工作的基礎，曹操通過推行屯田製度來解決民生國計問題，不失為一大良策。中國曆史上的屯田分為兩類，一為軍屯始於漢武帝，二為民屯始於曹操。當時由於戰爭頻仍，人口流亡，土地荒蕪，如能招人耕種既能安民又能獲得財政收入是一舉二得的好事。為了實現自己安邦定國的偉大抱負，曹操於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采納了棗祗、韓浩等人的建議，率先在許下（今許昌）招收流民實行屯田積穀。曹操的民屯製度規定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屯田民按用官牛與不用官牛分為兩類，用官牛者，“民四官六”，不用官牛者“五五分成”。在實行屯田後的一年中“得穀百萬斛……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民屯製度使元業的流民又回到了土地上，有效地保證了戰爭所需的軍糧供應，昔日荒蕪的土地變成了“禾稼盈野，阡陌相連”的良田，“五年中，倉廩充實，百姓皆勸樂業”。到魏文帝時，鄧艾屯田收入達到了“計除歲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的規模。民屯體製的成功不僅使漢魏北方經濟得以複蘇，而且由於這一財政政策促進了北方人口的集聚，為曹操治國平定天下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和人力基礎。直至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批“知識青年”下農村，組建生產建設兵團也是這種民屯製度的延續與發展。
改行稅製，實行租調
漢代400多年間一直實行田租、口賦、力役製度，即國家稅收的田租按產量1／30征收，人頭稅分為口賦和算賦，7歲-14歲每人每年征收口賦20錢，15歲～56歲每人每年征收算賦40錢，成年人每年服勞役30天。由於連年戰亂和災荒，不僅地方官難以下鄉實地估算產量，而且由於戶口簿的丟失和焚毀無法據實統計人們的年齡，再加上大批勳戚官僚逃避稅收，造成自耕農不堪重負紛紛逃離故土。為了使自耕農重新回到土地上來，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頒布了《蠲河北租賦令》，明令“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免除當年農民的納稅負擔，緩解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同時為維護和發展自耕農經濟，他及時頒布了著名的《抑兼並令》（又稱《田租戶調令》）宣布實行中國曆史上第二次農村稅費改革，改易漢代的田租口賦力役稅製為租調稅製。法令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窮而患不安……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此令規定每畝土地交納租穀四升，叫做田租，每戶人家交納絹二匹，綿二斤，叫做戶調。除此以外，官吏不得另行攤派，增加農民負擔，尤其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對豪強的嚴格執法問題他在法令中還作了特別的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