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貝
作者：
從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間，姚依林的堂妹姚錦曾與姚依林有過多次長談。經姚依林同意，在姚依林逝世後的1998年，出版了單行本《姚依林百夕談》。在這本書裏，較詳細地記載了姚依林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遭遇。
“1966年‘文革’發動前夕，回顧當年可有什麼預感呢？”姚錦問姚依林。
“就是覺得黨內很不平靜，不斷出事。”姚依林誠摯地說：“習仲勳同誌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4年突然成為所謂‘利用小說反黨’的‘發明家’！牽涉到國務院副秘書長高登榜，還涉及一批陝北幹部。……爾後，1965年又批羅瑞卿‘不突出政治’，羅瑞卿被免職；批判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把吳法憲提上去。當時林彪已被選為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葉群任林辦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辦法，即所謂‘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全國解放軍化’……現在看來，他當時已在有意識地掃除進一步奪權的障礙。”
姚依林從天津搞“四清”返京後，已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1966年他照舊工作，1967年1月被奪去了商業部長之職；他被安置在財貿政治部一間屋裏，那時財貿政治部尚未被奪權。財貿政治部地處養蜂夾道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隔壁。他住進去，仍可回家，但他經常不回家，因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當時，紅衛兵進不去財貿政治部和中南海。兩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國務院那邊便來人把姚依林找了去，他直去國務院東花廳財貿辦公室。當時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劉、鄧均已被打倒，隻剩下了國務院。周恩來日理萬機，總理辦公、居住就在西花廳。除周總理外，就是林彪、江青，還有剛調上來不久的陶鑄。當時，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陳毅等同誌對時局關心，晚間常常湊到一起在國務院內討論時事。他去後也參加了他們的議論，時常是議論到淩晨2時，然後他們派車送他回家，次日從家裏又去上班。大家關心議論的內容自然是對於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國家形勢的惶惑及擔憂。……
姚依林那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始終把鐵櫃鑰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後來，中南海受到衝擊，他怕辦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統統地轉移到後院李先念辦公處。家裏什麼文件也沒有留下，抄他家也抄不到任何東西。
商業部被奪權後，周恩來出麵講話，保護了姚依林，通知他住進國務院。那時各個單位負責人，一大批人均住進了國務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參加運動。姚依林本來是一半靠邊站，商業部叫他去開會時，便自己去開會；開了會還可以在家裏和李先念同誌通電話，也無秘書監視。財貿政治部被控製之後，他在不開會時仍可去財貿辦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講話後，姚依林被宣布完全靠邊站，他便交了汽車，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學院造反派學生來找姚依林，讓姚依林住到馬神廟北京商學院一間屋內，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應付調查、詢問、寫材料。之後，學生不怎麼來了，臨近陽曆年，也可請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對姚依林的審查升級了，給姚依林開批鬥會，開始時還讓姚依林講話，到八九月被批鬥時光聽不許講話了。姚依林當時謅了幾句打油詩曰：“堂上一聲傳，押到台前。四顧茫茫皆不見，惟見腳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