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六旬的高木騎著腳踏車在海邊街道吹著口哨晃悠著，和往常一樣執行他的巡邏任務，最近東京灣一帶治安還蠻不錯，犯罪率有遲緩的趨勢，並且自己還有兩個月就退休了，自己近三十年的警察生涯就要結束，可以安享晚年去了。一想到這，高木心情更有些好起來，把口哨換成了哼唱，是他最近才學來的一首世界名曲。
曲子哼到一半，高木停止了，嘎然停止了，他渾身一個激靈，甚至有些哆嗦地打個冷顫，竟沒注意把控著的手把，腳踏車直撞到道牙，高木便一個歪身跳了下來，腳踏車也倒地。他即刻拔出腰間的左輪手槍，跌跌撞撞地向著海灘跑去，因為注意力過於集中，還不小心跌倒了三次。高木看到的，是眼前甚是壯觀的場景——一群破衣頹廢的人群，少說上百個人，正在海灘躺得躺，喘氣得喘氣，而不遠處的海邊，一艘鏽跡斑斑的貨輪已經擱淺，無力地攤軟在沙灘上。
沒錯，高木看到的這群人，他們便是剛剛偷渡上岸的偷渡客，因為旅途長時間的憋悶，飲食的不淨，病菌的肆虐，等到貨輪靠岸，偷渡客上岸後，已經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渡客中有人在被病痛折磨地呻吟，有抱著親人的屍體痛哭，還有人正在持刀慢慢爬起來。沒錯，持刀爬起來的人，已經看到了高木，而他所穿的警服，已經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一刻間，敵我關係便正式建立了起來，持刀的人呐喝一聲，衝著高木衝去，而高木已經由於過度緊張忘記了開槍，等他反應過來時，已然來不及，持刀偷渡客一個猛撲將他撲倒在地，另外兩個同夥也已跟過來，三人協力把高木摁個死死地在地上，隨著手起刀落，高木恐懼的大叫一聲後安靜下來，腿腳四肢也不動彈了。三個偷渡客邊吼著高木聽不懂的話，邊向後麵的人群揮手，人群見勢馬上一哄而散，向著不同的方向跑去......
人跑幹淨後，高木這才咳嗽著爬起來，摸摸自己渾身上下，原來刀子沒有插進自己的身體，槍卻不見了，隻剩槍殼。他盡力壓住自己的驚詫，隻見到，沙灘上此時隻剩幾具不能動彈的屍體，隨著海潮的撲打，一起一伏......
某街某處某人家，一個身著黑色衣褲的男子鬼鬼祟祟地順著牆壁爬上陽台，盡量把身子壓低，使自己不被人注意到，他表情很是糾結，邊摸著自己髒兮兮濕漉漉的衣服，還有鞋子。待他把鞋子脫掉，腳底及腳趾頭已經被水浸泡的發白發癢，他使勁抓著，顧不得別的，從陽台上取下一件灰色上衣，牛仔褲子穿上，又抓起一雙棕色皮鞋套好，急匆匆爬下樓。
男子走在街上，周圍陌生街道的氣息，陌生人群的眼神，還有在街上巡邏的警察，都讓他時時不安，他盡力讓表情鎮定下來，看到路旁垃圾桶外麵有一瓶未喝完便被人扔掉的水，便跑過去撿起來，找個人少的角落把水喝幹。又吐出一口唾沫塗在手上，抹抹臉，縷縷頭發，用衣袖擦幹。邊走邊看路旁的佇立地形圖，男子終於在傍晚時分找到一處列車站，看到前麵的人在排隊買票，便也戰戰兢兢地排上去，拿出一個塑料袋，塑料袋裏裝著臨上岸之前從蛇頭那裏領取來的一點零錢，學人家的模樣將硬幣塞進機器，小心翼翼的點幾下，一張卡便吐了出來。於是，靠著這張機器吐出來的卡，男子登上了列車，向著東京市區中心開去。
這個男子，便是東京灣偷渡客其中之一，名叫鐵頭，是來自哈爾濱農村的一個農民，年二十九。鐵頭為什麼要來日本，還要從四年半前說起。四年半前的冬天，在鐵頭的老家農村，一個鳥不拉屎公路都不通的地方，向來安靜的村落忽然被一個人帶來的一個消息所打亂，這個消息如同一枚炸彈一般在村裏炸開了花，令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部聚在了長壽家。長壽是村裏的壯年，年三十一，去了哈爾濱城裏打工兩年後回來，從朋友那裏聽說，如今已經1990年，而1989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入境管理修訂法》，規定遺華日僑歸國之際，與日本本土人有血緣關係的嫡子能夠被帶到日本，而長壽的二嬸，便是當年二戰日本敗退中國，被遺留下來的日本寡婦，因為失去丈夫，又長時間無法回日本國，幾十年過去，幾乎已經被感染的與國人沒有兩樣了，說著一流的本地話，連生活秉性也和村中中國老人毫無兩樣，但是話是這樣說，歸根到底，二嬸骨子裏不也還是日本女人不是。這次長壽帶來的消息，也著實令二嬸激動不已，誰不想念自己的國家呢？縱使已然在他鄉結婚生子幾十年，如今得到可以回母國的消息，已近八旬的二嬸瞬間墜入了童年、少年、青年時期，自己在日本長大、念書、戀愛、跟隨丈夫來中國的回味之中，一股熱流湧上心頭，變成眼淚流下來。二嬸的激動是一麵，村中壯年們的激動又是另一麵，其中不乏主動找二嬸，懇求她到時候撒謊說自己是她的孩子，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去日本打工。對於外出打工，在村中的青壯年之間已然形成一股風氣，十個中有九個想要出去打工，在這個隻有種地為生的村落，對財富的著迷，已經是一塊無法拒絕的蛋糕，多少人日夜所盼著能吃到它，這其中，便有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