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章 三種傳統股權模式的外部條件分析(1 / 3)

當今世界各國中,股份製企業占據著主導地位,在股份製企業形式下,目前主要流行著以英美為代表的股權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以及以德日為代表的相對控股的股權結構。應該說,這兩種股權結構的形成發展,各有其政治、經濟、文化、法製方麵的背景,而且均有進一步改革發展的需要。此外,家族控股企業在各國企業中的比重也不低,其股權結構模式也是在一定的外部環境條件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

本章著重分析上述三種傳統的股權模式的外部條件。

第一節 政治、文化、曆史因素

政治、文化和曆史方麵的因素,是影響股權結構模式形成的重要的外部因素。本節將分別以美國、日本和東南亞各國為例,說明影響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家族模式的外部氛圍。

一、美國

1. 政府行為。

美國采取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強調權力的分散。由於其特定的曆史背景,美國有著自由主義的傳統。盡管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以後,凱恩斯主義的風行曾經使美國政府在很大範圍內對社會經濟進行幹預和調節,但美國政府在一般情況下並不直接幹預企業的活動,而是通過改變市場運行的參數間接地引導和影響企業的行為。

美國政府對企業外部環境的管理,主要是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兩大杠杆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務,為企業的經營活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美國政府對市場進行調控的主要手段就是財政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稅收。貨幣政策的工具是聯邦儲蓄係統的貼現率、銀行法定儲備率、公開市場業務及信貸政策等。政府直接介入經濟活動主要是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立一整套社會保障製度,對失業等給予救濟和補貼,對勞動者普遍實行社會保險計劃,使大多數人擁有醫療和退休保險,一方麵加強了社會的穩定性,另一方麵也為整個經濟的再投資提供了巨大的資金來源。

美國經濟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競爭體製為基礎,企業的股權高度分散化。美國是具有反壟斷傳統的國家,公眾一向反感由於財富集中和壟斷而壓抑公平競爭。在奉行自由公平競爭的原則下,政府的另一個主要職能就是對市場運行機製的管理,即如何確保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公平合理,且符合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反壟斷政策就是美國政府對競爭管理的主要政策。美國政府通過製定反壟斷政策來限製企業壟斷市場的行為和其他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些行為主要包括壟斷和固定價格協議、破壞競爭的兼並、價格歧視、搭配銷售及傾銷。同時,美國政府也對一些特定的行業進行管製,例如處於自然壟斷的行業、涉及社會安全和消費者權益的領域以及金融業等。

總之,美國的經濟發展遵循的是自由市場模式,政府的幹預相對來說少得多。

2. 文化傳統。

美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核心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其核心思想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創造幸福。這種價值觀強調以個人為本位的人權、自由、平等、博愛,崇尚個人成就和個性至上精神,認為人人都平等地享有發財致富、自由創造、自由競爭的權利,重視個人的作用和個人意誌,認為人們必須依靠個人的力量去奮鬥、拚搏和冒險,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這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及其外化的冒險創新精神和競爭意識形成了美國企業管理的深厚文化基礎。在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支配下,美國人樂於向傳統和先例挑戰。他們堅信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而且不取得勝利絕不罷休。這種頑強的冒險創新精神,是美國企業經營管理不斷推陳出新且經久不衰的內在動力。也正是在這種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支配下,美國企業形成了既注重發揮人的創新精神又注重物質利益、講求實效的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企業文化理論。

在企業文化理念上,傳統的美國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目標就是股東利益最大化,利潤意味著企業的成功。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企業逐步轉向注重人,開始把人的因素視為企業發展中起根本性和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強調員工的參與,這是美國的管理思想由以物為中心的理性主義(亦稱前理性主義)階段向以人為中心的理性主義(亦稱後理性主義)階段的轉變,它標誌著美國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價值觀的進一步發展。

美國企業家在企業管理中,強調自由競爭乃自由企業的特征,信奉“自由企業”原則的固有傳統。所以,在美國,個人與個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都有一種公開競爭的強烈意識。在企業內部,美國企業家崇尚個人負責、權責分明的規章製度,以保證整個企業組織結構的有序協調,並保證每個人在規定的範圍內享有充分的獨立思考和獨立選擇的權利。在激勵方麵,單靠物質的方式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真正的工作動力來自員工內心的需求。突出

個體主義仍然是美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因為這種強調個人作用的文化傳統,美國的企業大都采取分散化的股權結構。

二、日本

1. 政府行為。

日本在政治上習慣於統製權的集中,經濟控製權則集中於少數的大財閥和家族手中。日本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國內資源短缺,生存與發展存在著巨大的壓力。它是“二戰”的發動者,又是戰敗者,而且在戰後經濟又得到了迅速恢複,這些與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的高度集中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