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論述了古代至近代的中國工商業特點，中國古代工商運營管理思想，《孫子兵法》與經營管理思想，及新世紀中國營銷思想的發展動向等。
第一節 晉商的興起與發展
1.明朝的西北邊患
自古以來，以中原立國的曆代漢族王朝的主要外來隱患，一般都來自於西麵和北麵的遊牧民族的大舉入侵。如較早時期的西周政權就是在犬戎騎兵的橫衝直闖中煙消雲散的。漢武帝時期曾幾次派遣大軍征伐匈奴，也始終沒有完全消除匈奴騎兵對西北邊陲的重大威脅。明朝從1368年建國開始，就始終麵臨著剛被驅離中原的元蒙殘餘勢力卷土重來、恢複故國的現實威脅。因此，如何消除西北邊患、保障邊陲安寧就成為明初幾代皇朝都必須認真考慮、嚴肅處理的重大問題。
朱明建國後，為鞏固其政權，在繼續追擊元蒙殘餘勢力方麵下了很大力氣。洪武年間，朱元璋多次出兵塞北，其中動用兵力較多、作戰規模較大的就有三次。永樂時，朱棣曾經五次親征漠北，並遷都北京，以加強對北邊的政治、軍事領導。後來，由於統治集權削弱和內部爭權奪利，蒙古逐漸分化為韃靼、瓦刺、兀良哈三部。韃靼是成吉思汗直係後裔，居大漠南北；瓦刺又稱厄魯持，為蒙古別部，在韃靼西，居天山南北；兀良哈也是蒙古別部，居黑龍江南，大興安嶺東。明代蒙古各部雖無統一政權，不能有統一的行動計劃，但由於是單一的遊牧經濟，“人不耕織，地無他產，鍋釜衣繒之具”都要依靠中原供給，但明政權對蒙古各部又采取嚴密的防範政策，限製蒙古各部與中原的交往，故蒙古各部為了獲得這些生活用品，出於掠奪財物的需要，經常南下騷擾明朝邊疆，使明朝的統治受到嚴重威脅。《明史》卷327載：“韃靼之來也，或在遼東、宣府、大同、莊浪、甘肅，去來無常。”卷328又載：宣宗初，兀良哈朵顏、福餘、泰寧三衛“掠永平、山海間”；正統間，又“屢寇遼東、大同、延安境”；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部也先“誘脅諸番，分道大舉入寇”，“也先自寇大同”，並在土木堡俘獲禦駕親征之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鎮。而明朝方麵，從宣宗以後，國力已經“今非昔比”，再沒有力量派兵出征漠北，就改出兵征伐策略為以防禦為主的策略，於是就采取了以下三條防禦政策與措施。
一是重新修築長城，加強北邊軍事防禦設施。長城自後晉石敬塘把燕雲十六州割給遼國後，400年來城牆大多已倒塌，已喪失防禦功能。明朝欲與北方蒙古抗衡，不惜傾全國之力，興築長城。大致山海關至黃河一段於15世紀完成，黃河至嘉峪關一段於16世紀完成，其工程量之浩大遠遠超過公元前3世紀秦王朝修築的數百公裏長城的百倍以上。二是疏浚南北運河，使南糧北調提速，以供京需和邊餉。三是沿長城線設立軍鎮，駐紮軍隊，作為防止蒙古軍南下的軍事防線。《明史·兵製》載：“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製府駐固原，亦稱二邊，是為九邊。”九個邊鎮由東到西，沿長城線一字排開，形成一條防禦屏障。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綿延萬裏的漫長北部邊線上，明太祖相繼設立的遼東、宣府、薊州、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這九個邊防重鎮，史稱“九邊”，並封其子為藩王，其中，山西一帶為戍邊防衛的重點地區，分屬代王、晉王管轄。這些藩王握有重兵，每邊均有近10萬大軍駐守，九邊合計共駐紮有約80萬大軍，從而在塞上地區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軍事消費區，他們對各種日用品的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的糧草給養就成為明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對於精明的山西商人來說，這是一個經商獲利的極好機會。
雖然明初也實行了軍屯，規定邊鎮軍士必須開墾空閑荒地，由政府配給耕牛、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進行墾殖。每個衛所軍屯，在邊地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在內地是二分守城，八分耕種。通常，每個軍士要受田50畝，力爭通過軍隊屯田使糧餉能夠自給。但由於北部邊鎮地處高寒地帶，土地貧瘠，產量很低，除了少數幾個邊鎮外，大多無法實現屯田自給，約百萬大軍所需的大量糧餉、草料、布匹等軍用物資的供應仍是一個大問題。因此，明政府每年都得撥付大量糧餉供應邊鎮戍軍，起初是采用輸納運糧方式，多由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省農民承擔。大規模的輸納運糧不但妨礙農作，而且轉運費用也甚至往往超過糧價一倍以上，令貧苦農民不堪重負。
如果說，戍邊大軍為山西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商業機會，那麼塞上形勢的安定與邊境蒙漢人民的交往為山西商人經營活動的繁榮創造了條件。明中葉，隆慶年間（1567—1572年）明朝國力有所加強，邊防也日益鞏固，元蒙勢力在明朝連續的軍事重壓下被迫北歸。蒙古俺答部主動表示願世為外臣，歲歲進貢，曆史上稱此事為“俺答封貢”事件。此後數十年間，北方蒙古各部一直服從明政府，塞上也基本保持著和平互市的局麵。萬曆五年（1577年），山西宣大總督方逢時陳述“俺答封貢”以後的情況說：“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辟，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蒙漢兩族人民的交往也日益頻繁。嘉靖年間，山西等地的漢人陸續到蒙古古豐州地方的就有數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山西商販。古豐州地區在蒙漢兩族人民共同開發的基礎上，建起了呼和浩特城（蒙語為青色的城），明朝政府賜名為“歸化”。從此，歸化城就成為蒙古地區的商業貿易中心，並成為山西旅蒙商人從事蒙古生意的重要商業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