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案的發生，是促使中國政府在1983年開展“嚴打”的原因之一。就在這一年，湖南安鄉縣的17歲農村少年張君，因打架鬥毆而在“嚴打”中被“勞教”三年。
張君比“二王”中弟弟王宗瑋小10歲，比周克華大4歲。和“二王”相比，張君和周克華的家庭同處社會底層。兩人都在內地農村長大，且兩人的父母都是重組家庭，張君和周克華的前麵有同母異父的哥哥姐姐。在這樣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家中長大，又由於兄弟姐妹太多，“貧賤夫妻百事哀”，父母幾乎沒精力關心孩子的成長，遑論在其學業上予以幫助。這樣的環境中，聰明、機敏、性格倔強、不滿現狀、出人頭地意識強的孩子，卻得不到較好的教育，往往容易成為悲劇人物。張君、周克華就是兩個鮮明的例子。
張君、周克華與“二王”兄弟在年齡上有一個世代的差別，對中國而言，這十來年的變化堪稱天翻地覆。如果張、周與“二王”同齡，他們可能連進城的機會都沒有。“二王”被擊斃的1983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序幕剛拉開不久，到張君第一次持槍搶劫、周克華盜取鄰居獵槍的1991年，改革開放已如火如荼，許多深層次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麵。
改革開放取得的一大成果是：農民不再被戶口禁錮在土地上，他們可以進城務工謀生。這當然是巨大的社會進步。然而，與經濟改革同時期的社會體製方麵的改革明顯滯後。進城的農民在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麵都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進城的農村青年，幾乎就是自生自滅，而張君、周克華正是這些青年中的兩位。張君離開鄉村後，兩次生意失敗，萌發了買槍搶劫的念頭，進而聚集一批同樣來自鄉村的青年，組成黑社會團夥，進行瘋狂的犯罪活動。周克華的人生經曆也差不多，2002年在重慶城區搞中巴車客運的他，出車禍後麵臨巨額賠償，於是選擇避債他鄉，購槍行凶。可以說，張君、周克華案背後的社會學價值遠遠大於“二王”案。
細觀中國曆史，幾乎每個時代，逃離故土卻沒有生活保障的“流民”，往往是治安最大的隱患。以《水滸傳》為例，李逵、劉唐、王英、燕順等人的血液中固然有某種暴戾因子，但如果不是流落江湖，恐怕也不會成為以殺人為樂的“職業罪犯”。李逵在老家把人打傷，負案外逃，劉唐、王英、燕順三人都是做小生意失敗的人。他們不可能再回到土地上做安分守己的良民，江湖是他們必然的歸宿。
今天的時代，當然不同於《水滸傳》所描寫的那個時候，社會財富的豐厚程度、社會結構的複雜程度遠非昔日可比，也和30年前“二王”作案的時代大不相同。許多出身貧窮家庭的孩子，一方麵擺脫了計劃經濟時代父輩們的羈絆，可以自己用一雙腳板走進城市，另一方麵卻無法抖落不平等的社會身份，不能在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麵得到公平對待，很難真正被城市所接納。那麼，他們中間哪怕隻有極少數人步張君、周克華後塵，對整個社會來說，仍是災難性的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