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用電影探討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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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曦 黃靈
人這一輩子真的有這麼一兩件你堅持要做，最後把它做成了的事兒，《一九四二》就是。18年前，我看到劉震雲的小說，這個小說對我的觸動特別大。我覺得它提高了我對我們民族性的一種認識，有的時候甚至可以說它是撥亂反正。
我不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
我為什麼等了18年，還是要拍《一九四二》，因為《一九四二》就像一麵鏡子，透過鏡子照見自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照著鏡子你起碼知醜，但我們的民族經常是找不著鏡子。我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給大家提供一麵鏡子，讓大家看到自己。可能你看到的時候不舒服，但比你糊裏糊塗地臭美要強。
電影裏的這場大災難僅僅是因為饑荒嗎？不是。全部歸咎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合理嗎？不合理。因為這個政府是從民族裏出來的，它不是孤立的。我們做了六次《一九四二》的試片，很多年輕觀眾看完以後很驚愕，也非常受震動，他們無法想象僅僅70年前中國人的生活如此不堪，可謂豬狗不如。我們的民族是從這樣的災難裏過來的，甚至可以說我們都是災民的後代。俄羅斯民族也經曆了很多災難，但從他們的音樂、詩歌、小說、繪畫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從災難中總結出了宏大的主題，就是救贖，所以柴可夫斯基能寫出那麼波瀾壯闊的音樂。我們為什麼經曆了那麼多災難，聽的音樂卻是《步步高》《喜相逢》，繪畫大師齊白石專門畫蝦畫驢？我們習慣了逆來順受，反正就這麼湊合。現在社會上有很多道德淪喪的現象，很多人不知道這是哪出了什麼問題，對此不理解。但如果看了這部電影，你們便知道：“哦，它有個根兒。”
電影，我一直強調有兩大功能、兩個價值。一個是認識價值一個是娛樂價值，這倆你最起碼要占一個，想倆都占是非常難的一件事。那《一九四二》就是一個認識價值，我希望它能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民族。
過去我對我們民族的優點認識比較多，對我們的那點毛病沒認識。其實有的時候你在抱怨，你抱怨這個抱怨那個，你心裏並不知道，一切皆因這民族性。說一最簡單的——你開車，前麵這司機不讓路，你罵娘！可你自己也排隊夾進去，等到你夾進去了別人要夾進來，你就不讓他夾進來，這就是民族性。
我們說的這些毛病可能很多民族都有，但是有些民族不回避這個，他們會清醒地認識自己。但有的民族就回避自己醜陋的那一麵，不斷掩耳盜鈴放大自己優秀的那一麵，不能客觀認識自己，是這個民族進步的一個重要障礙。像我，拍完這部電影後我就不會再有那麼盲目的民族自豪感了，我知恥了。
有些年輕觀眾說過去我們老覺得自己生不逢時，但看完電影覺得活在1942年才叫生不逢時，這種思考產生一種強烈的對比，比起父輩，我們真的很幸運。這是一個層麵。當然還有另一個層麵就是了解曆史、了解苦難，一場災難讓300萬人從地縫裏消失，但絕不僅僅是一個災荒造成的，也和人禍有關，和各個層麵的喪失底線有關。苦難會讓你警惕，讓災難不要卷土重來。否則現實生活中你會特別困惑，為什麼啊，往滅火器裏放麵粉，把吃的東西往福爾馬林裏泡，完全沒有底線。包括你看微博，很多人對一個簡單的普世價值觀都不認同，經常有人罵街到喪心病狂的程度。為什麼這樣？所以你得讓人知道，這些底線的喪失導致的後果是什麼，最後造成了災難誰也逃不掉。
不是善於遺忘，而是苦難太多
震雲就覺得誰都不值得同情，沒一個好東西，當然他並不把自己擇到外邊去。但人的處境不一樣，我沒有吃過那樣的苦，窮困會讓人變得沒有尊嚴，物質極度的匱乏會導致人們極度的自私和目光短淺，人物關係會變得十分的緊張。所以一個長期處在饑寒交迫生存狀態下的民族，你讓它有博大的胸襟，讓它有無私奉獻的精神，讓它變得特別的善良，這都挺難的，也不應該導致這個。富足的民族目光會看得長遠，相對來說你死我活的那種惡毒就會少一點。
所以在劉震雲的小說原著裏，他的態度是很明顯的，他用一個現代人的眼光去追問，這個災難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導致300萬人喪生的大災難從地縫裏頭消失了，這僅僅是一場災難嗎？因為小說是一個調查體，沒有具體的人物和故事，所以作者的態度就跳到前麵來。
我們的劇本一開始也依照這個路子，但後來發現，當劇本中故事、人物和具體的人物關係形成以後，推在前邊的作者的態度，就有點不必要了，幹脆拿掉。電影當然需要有個態度，這個態度是誰的態度？應該是1942年這個故事裏的人的態度，是災民的態度，美國記者白修德的態度，蔣介石的態度，傳教士的態度，日本人的態度，我們就把這些態度往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