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寫作”：一場為時過早的命名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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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哲
在我看來，“80後作家”的崛起是一場為時過早的命名儀式。上世紀末勃興的大眾傳媒將一批愛好寫作的少年突兀地推到時代的聚光燈下，並被提前冠以了“作家”的身份。於是，那些並不成熟的“青春期習作”被貼上了“另類”、“叛逆”、“個性十足”的標簽，而一張張尚顯稚嫩的臉迅速填滿了報紙版麵和電視熒屏。在時代的的喧嘩聲中，“80後作家”離文學愈發遙遠，直到今天，他們也未能返回文學原場，更不必說為文學史提供什麼新的東西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前些時候在新浪微博爆發的“方韓之爭”可以看做“80後寫作”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盡管我個人不認為韓寒有什麼嚴重的抄襲行為。但是在此之後，“80後”這個光鮮的傳媒形象正在暗淡下來，成了一抹曖昧含混的曆史剪影。所以在當下的語境中，對“80後寫作”這個即將退出曆史的概念予以曆史維度上的反思是必要的，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廓清傳媒時代的文壇、學界與所謂“80後作家”自身之間錯綜複雜的內在關聯。
事實上，“80後”這一命名方式本身有著嚴重的問題：一方麵，它把一個看似客觀、中性的時間範疇，處理成可以被任意填充和篡改的的空白場域；另一方麵，它所生發的連鎖反應（90後、00後以至無窮）正在用自身的邏輯否定自身——十年前，“80後”能夠以青春、叛逆的姿態闖入公共視野，而現在，它卻幾乎成了“過時”和“老氣”的代名詞。1982年出生的韓寒在多個場合拒絕過這個生硬的稱謂，他反問道：“1979年出生的人，和1980年出生的人到底有什麼區別？”韓寒顯然戳中了“80後”這一概念模棱兩可的邊界，但對大眾媒體而言，這一反問顯然是蒼白無力的。概念本身的內涵、外延清晰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眾傳媒需要借助“80後”凸顯一種劍拔弩張的代際分野。所以，當韓寒自己也在反問之後洋洋灑灑地談起“我們這一代人”如何如何的時候，他已經落入了媒體設置的話語圈套中。在這裏，精確的數字將湧動不息的曆史潮流攔腰截斷——“我們這一代”在公共的曆史中金蟬脫殼，他們在媒體虛設的曆史中與自己的父兄長輩劃出了“楚河漢界”。
隨之而來的是一係列褒貶不一的身份標簽——青春叛逆，個性張揚，無曆史感，不關心政治，自我中心，等等等等。乍看之下，“80後作家”的崛起充滿了刺鼻的火藥味，仿佛是一場搶班奪權的跋扈行動，韓寒在新浪博客上與諸多名人“長輩”之間的罵戰似乎證實了這一點。但問題在於，這些充滿了弑父情結的交鋒和對壘，真的在曆史中發生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道理很簡單，那些無資曆、無資本、無話語權的年輕人不可能僅僅憑借“荷爾蒙”和“才華”去撼動“文壇”。
真相在於，以韓寒為代表的“80後”並不是自發、自然地浮出曆史地表，而恰恰是被“長輩”們的命名儀式呼喚出來的。眾所周知，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主流媒體曾對“獨生子女”一代的教育問題進行過熱烈討論，很多人把這場討論視為“80後”浮出水麵的前奏。在這裏，姑且不去辨析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我想強調的是，這場討論本身就是在當事一方缺席情況下的自言自語。“父母長輩”試圖對“下一代人”做出的全稱、預設的判斷，於是“下一代人”在尚未獲得話語權時，就已經頂上了諸如“小皇帝”、“小公主”之類的名號。反顧20世紀中國的曆史，我們會發現，從“五四”時代的“新青年”，到共和國的“先鋒隊”、“接班人”，幾乎每“一代人”都是在排成方陣列隊進入（或“闖入”）公眾視野。從這個角度看，以代際為單位切分曆史，並對“下一代”作出全稱性、預設式的判斷，這並沒有什麼新鮮。
時隔十年再來反顧那場轟動一時的“新概念作文大賽”，我們就會發現“80後作家”崛起的過程並沒有逸出這種“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曆史。隻是對他們而言，自身的文學水準如何並不重要，相反，媒體、學界、文壇等多重力量交互作用促成了新人輩出的奇異景觀。“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們，都是圈內德高望重的作家、評論家和學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所謂“80後作家”，其實是被“上一輩”遴選出來的，而《萌芽》和其主辦的“大賽”本來就是那些文壇和學界的前輩們在媒體上開辟的一塊“飛地”，所謂新銳、反叛、先鋒、另類，並不是“80後”本身迥異於前人的獨特氣質，而僅僅是“上一輩”人自身的期冀和想象而已。很長一段時間，“韓白之爭”的網絡口水戰幾乎讓人們淡忘了兩代作家還有過“新概念”時代琴瑟相和的歲月。他們忘記了主辦大賽的《萌芽》其實是文壇中老資格的青年雜誌，忘記了曹文軒先生為《三重門》寫序，也忘記了王蒙先生如何頂住壓力推薦郭敬明們加入作協。無怪乎許子東先生很詫異“韓白之爭”，誠如他說的那樣，“韓白”兩方本是同路人，根本沒有任何吵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