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以“氣候變化”為基礎，提出與“碳排放”相關聯的一係列議題，引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激烈爭執。“氣候變化”的確切概念是“全球氣候變暖”，認為過去一些年來全球氣候在變暖，引起更多的水患、幹旱和風暴；氣候之所以變化，是因為人類的經濟活動增加而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尤其是二氧化碳所致；如果各國不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南北極冰雪將融化，海平麵上升，島國沉沒，沿海城市被淹，人類的命運危在旦夕。
十多年前“氣候變化”這個概念剛提出時，科學界便有人士提出質疑，認為世界各地氣候差異巨大，並不存在“全球氣候”，也不存在“全球氣溫”，因而也談不上“全球氣候變暖”。世界各地曆史上都有氣候變遷，有變暖時，也有變冷時，應是自然力量之域，為人力所不及。隻不過是，與“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強大的世界輿論相比，這些異見的影響力顯得很小。但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結束不久，全球氣候突變，但不是變暖，而是出現數十年一遇之奇寒。從中國北方到俄羅斯，再到西歐和北美，一派千裏冰封，萬裏雪飄的景象。於是又有科學家稱，地球不但沒有變暖，而是正在進入一個“小冰河期”。
到底有沒有“全球氣候”，到底地球是變暖還是變冷，對於科學界相關人士而言，無疑是一個科學問題，但對於一般人而言，則涉及一個重要的知識論問題。中國文化道統中，有關知識的論述多集中在知識來源上，如孔子的“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宋代理學的“格物致知，物格而知至”，而像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樣涉及知識質量問題的論述相對較少。
歐洲早期的人文主義者中，有 “知識層次”之說，詩人但丁對其有過專門論述，認為人的知識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簡單地“相信”(believing)，無論是聽來的，還是讀來的，隻要是簡單地接受，皆屬這一層次的知識。這是人類特有的知識，但在知識論上，卻也是最低級的知識，其他較高級些的動物無此類知識。
第二個層次是“理解”(under-standing)，包括經驗的積累和總結、分析和綜合、衡量與計算等。這一層次的知識並不是人類獨有的，其他所有較高級的動物都具有這一層次的知識。正是在這個層次上，人類又“重新趕上”了其他較高級動物，二者的知識隻有量的差異，沒有質的區別。第三個層次是“理性”(reason)，相當於中國古人講的“明德”，是人類特有的知識，正是在這個層次上，人真正地超越了其他所有動物。“理性”是人類最高級的知識，是人類創造力和文明進步的源泉。
“知識層次”之說與權威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衝突，因而，即便是在西方世界，這一知識論也是長期處於“潛伏”狀態，通常很少有人提及。但人類文明進程本身的確包含著這樣一個內在的矛盾，一個典型的“二律背反”命題。早在18世紀末，歐洲工業化方值萌芽之時，德國詩人席勒(1759～1805)便指出，大機器和機械化將使人本身“零件化”和“碎片化”，有喪失完整的知識和“理性”的危險，最終可能會安於“丟失靈魂”的“墮落狀態”。簡單地說，人類社會進步要求更細的分工，更專門化教育和知識，而專門化的真正含義是“對很少的知識知道得很多”。於是，人類的知識構成中，簡單地“相信”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多，而這一層次的知識越多，距“理性”就越遠。
事實上，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還是有發言權的，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完備之國家，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言：“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1972年1月，氣象學家竺可楨在《考古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後收錄於《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這篇論文對中國史籍中有關自然現象的觀察記錄進行歸納和綜合，用圖表顯示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氣候變動情況，表明漢代和唐代是相對高溫期，而中間的魏晉南北朝則處於相對低溫期。
30多年前，竺可楨隻是很客觀地描述了曆史上氣候變動的自然過程，並不討論氣候變化的原因。他所得出的結論之所以能被人們接受，是因為得到了多方麵的反複印證，容易理解，符合“理性”。“氣候變化”今天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事務中的一大問題，但對於一般人而言，相關知識不可能來自於個人經驗積累和研究分析，隻能來自於科學界的一些人士。無論最終是否正確，從知識論上說，多是簡單地“相信”，屬第一層次的知識。席勒去世已兩百多年了，人類是不是會越來越偏離“理性”呢？從“氣候變化”這個問題看，不是完全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