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股市到藝術市場：所謂管製和製度創新
藝術與財富
作者：周文翰
藝術市場總規模不過幾千億，藝術市場也沒有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這樣的大平台進行金融交易，也沒有那麼多國企參與，可以說是一個以民營企業、個人為主的市場。
文化產業和藝術投資專家，
長期為國內外媒體撰寫文化藝術方麵的評論文字
這半年股票市場的漲跌舉國關注，前一段漲得熱烈，這一段跌得心驚，以前看到的各種名人名言、段子和雞湯都應驗了，諸如“廣場上的大媽跳廣場舞前後都在熱議股市”、“隨便在望京哪個咖啡館裏都有一半人在議論股市”，這都是親見親聞，說明泡沫真是吹大了，用索羅斯的話說，“別人貪婪的時候你恐懼，別人恐懼的時候你貪婪”，5000點左右我就急急忙忙清倉撤了，所有還有心情寫這篇專欄。
曆次股市下跌潮中被套得最牢的大多是不知道股市漲跌凶險的新股民。被套以後的反應也異彩紛呈，有在營業廳唱國歌鼓勁的，有在網上抱怨證監會、政府見死不救的。當然，也有基金經理、民間經濟學家和股民們在猜測這是不是高盛啊、美國啊的陰謀詭計。那些被套牢的基金經理、民間經濟學家如此說是要借民間輿論綁架政府救市幫自己解套，被套牢的股民當然寧肯信其有了，“萬一真逼迫政府出手成功，自己也就賺了呢”。這就是中國的一大現狀：一方麵政府確實管得太多，一會兒加強監管，一會兒鼓勵上市融資，一會兒檢查融資情況；另一方麵，股民大多也沒市場觀念和風險意識，不小心賺了那就是靠自己頭腦聰明理念英明，一旦虧了就怪證監會、政府乃至美國，反正，吃虧了總想著就地打滾找別人麻煩。
如此社會心理的形成，根本原因還是長期以來政府管得寬造成的，這既是從計劃經濟承襲來的習慣，也因為官僚階層可以從管理中獲得尋租利益。類似的事情很多，比如義務教育的很多問題、戶籍管理和社保的很多問題，就是因為中央、省、市縣的財權和事權沒有明確劃分和相應的責任劃分，政府和民間也沒有明確的公私權利邊界和責任劃分，很多事也就互相耍賴，湊活著過日子，趕上經濟上升期都能分點蛋糕還好說，等以後經濟一日不如一日，未必就比今天的希臘好多少。
說半天股市，是為了對照藝術市場。相比股市、房市，藝術市場是個很小的市場，總規模不過幾千億，所以沒有被廣場舞大媽熱議的可能性。藝術市場也沒有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這樣的大平台進行金融交易，也沒有那麼多國企參與，可以說是一個以民營企業、個人為主的市場。雖然政府的管製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比如藝術作品的進出口有各種審查申報程序，有比新加坡、中國香港等高得多的稅收，還有文物局各種以文化保護名義製定的某某作品不許出境的法規，都對中國的文化藝術企業進行國際交易有所影響。因為稅費高、管製多，相應的製度創新就出現了，比如開辟自貿區保稅區降低稅收，簡化審批和監管手續；比如設立各種專項資金、基金獎勵扶持部分企業、項目等；比如上海設立自貿區了，國內收藏家購買的國外藝術品可以保存在自貿區，這樣可以避免交納關稅，而且展覽的時候可以暫時借出來。
但是從整個社會治理的宏觀角度看，上述所謂製度創新的實質都是在特定地點、特定行業向有限的企業提供的優惠，有利於所在地的企業，有利於有能力獲得資助的企業——國企、民企中的大企業或者公關能力強的企業。絕大部分企業無法從中獲利，還繼續受高稅費、繁瑣管製的苦頭。可以說中國最近十幾年的各種改革、規劃多數都是上麵這樣的做法，還缺乏全麵減稅、全麵減少管製的根本性措施，更不要說縮減政府規模，縮減公共支出，減少國企規模和數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