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政治行為規範的視角上對韓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及儒家文化進行橫向對比觀察，不難發現二者之間一脈相承的相似之處，例如，它們都對社會關係的層級結構保持高度強調，其價值目標也均為對既存的政治秩序進行最大限度的維護。具體而言，韓國的政黨製度更具有濃厚的地域主義色彩，因其不同政黨都以其黨首的家鄉為中心，建立了獨立且自成係統的政治活動場域。這種範例在韓國政治史上比比皆是，例如，30多年來一直活躍於韓國政壇並形成所謂“三金時代”的金泳三、金大中、金鍾泌及其政黨基本上也是依靠來自家鄉的選票而上台執政或取得合法性的，這些史實均在一定程度上為儒家傳統政治文化在韓國民主化進程中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提供了有力例證。
第三，對曆任政府的“政治遺留問題”持有審慎態度。考察韓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國家發展道路，全鬥煥權威政府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韓國處理這一威權遺留問題，主要是通過“五共清算”來進行。在具體處理過程中，時任總統盧泰愚表示反對將鬥煥全送上法庭，而是以較為溫和的態度提出了意在“和解”的處理方案，即使全鬥煥“落鄉”，並交出財產，予以致歉；另一方麵，對於“光州事件”，政府也做出了頗具誠意的彌補性舉措，即對光州人民的鬥爭重新給予官方定性，承認其為正義的民主化鬥爭，並使事件參與者的名譽得到切實恢複。此外，對死者的遺族和尚存於世的事件傷殘者，由國庫向其支付300萬至3000萬韓元不等的“生活安定資金”。對於已經失去絕大部分民心的全鬥煥政府，盧政府仍然沒有在組織、態度和清算的涉及麵上采取大規模的覆滅性舉措，盡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五共清算”的不徹底性。但是，從長遠來看，韓國政府在處理國內政治中曆史遺留問題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謹慎態度仍是較為穩妥和明智的。
第四，在對外政策方麵堅持走極具親和力的“文化外交”道路。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便開始著手製定其文化產業方麵的政策，其最初目的是為緩解越來越流於世俗的大眾文化所導致的負麵影響，以期使傳統文化的內涵與現代化精神實現對接。然而，因為曆史原因，美國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以“文化的霸權”牢牢占據著韓國的文化舞台，使其本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根基動搖艱之又艱。20世紀80年代起，韓國人開始認識到提倡傳統價值觀的重要性，並意識到傳統民族文化的複興將勢必與恢複民族自尊的道路緊密相聯。從此，韓國政府開始試圖從傳統民族文化中尋找整合社會的力量，並跳脫出抽象的文化思維，使其傳統民族文化變得更為具象，在製定對外政策時極力凸顯其傳統文化形象。事實上，這種“文化覺醒”的意識已經為其後期的“文化外交”理念奠定了有力基礎。現今，韓國文化已經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據了一席之地，韓國的“文化外交”仍在持續發展，且與現代世界的精神相契合，展現出不同的政治氣質。
第五，通過發展教育文化事業促進民主化和市民社會的發展。1961年上台的軍人政權，確立了建立軍事文化的軍學體製，人民的思想被禁錮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樸正熙的教育觀才重新受到民主力量的挑戰。20世紀80年代，全鬥煥政府教育政策的核心主要圍繞著“培養民族和國家共同體的存續和繁榮所必須的國民生活中的基本價值觀和實踐該價值觀的教育”②展開。隨著教育程度的不斷深入，市民社會開始蓬勃發展起來，在民主化進程之後，韓國市民社會運動的內容和著力點也有了質的轉變，即由對政府的單一性抵抗和對政權的消極性否定慢慢過渡至更為理性化的政治活動，如通過在政治組織間進行斡旋和牽製，從而保持對國家權力的有效監督，以及積極改進對個別爭議的意見等等，借由這些政治活動，市民社會逐漸介入國家政策的製定過程之中。隨著市民社會的成長，加之民主化的實現為其提供了製度性的合法場域，國家的力量逐漸削弱，市民社會反而能夠對國家進行滲透、表達利益、施加影響力，從而提高了兩者之間的相互聯係以及依存度。
韓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政治發展道路的啟示
政治精英階層：核心人物之間的和解與妥協對政治局麵的穩定至關重要。“由於韓國的政治轉型是以權威體製內部的改革派的全麵妥協而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所以它與那些在權威主義統治的框架內通過漸進的民主改革來實現的政治轉型不同，韓國的政治轉型是首先通過民主化宣言放棄權威主義統治，進而通過朝野談判與協商建立新的民主體製。這種向民主政治的轉型是從與權威主義斷絕關係開始的，故被有的學者稱為‘逃避型的民主化’。”③實際上，韓國政治轉型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妥協性，基本上是一種從外部進入體製的轉型。同時，韓國多黨政治的鞏固過程也是政治精英借助深厚的民間的民主力量，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智慧，不斷爭鬥、妥協與合作的過程。這種政治精英及核心人物之間的妥協與和解，正是現代化後進國家需要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