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先進治理工具手段的多樣化應用。在轉型過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黨影響力體現於其治理手段和工具的多樣化。其目的就是增強黨的合法性基礎，擴展正當的影響力。為此，這些政黨積極采用政治、行政、經濟、文化和法律等手段來實現其職能。同時，他們注重運用現代化的治理工具，來提升其治理合法性水平。例如，網絡技術的普遍應用，使其輿論引導功能加強，參政議政和政策宣傳能力得到不斷強化；政策研究和應用推廣更加凸顯政黨的實在價值和潛在領導及發展能力，政策工具效用不斷增加。如英國工黨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就引領著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進，並開發出多種治理工具，大大提升了黨和政府的治理能力。
注重政黨治理的政策化和經濟社會影響力的長效性。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黨為爭取執政地位或者獲得廣泛支持，越來越傾向於借助新的改革口號和專業的改革治理理論來提升自身政治形象，這也使得政黨和領導幹部更具前瞻性視野和預測思維。也就是說政黨不再或者不單純依靠政治權術手段的運用、蠱惑人心的政治宣傳、利益的交換等不具備內在“新生力”和正能量的選票策略，而是更多地依靠知識和技術基礎上的理論性策略來切實提升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來贏得選民支持，更加注重長效化策略。這可以維護一定時期內的政黨形象，克服短期效應。
注重政黨服務職能的定位。新時代條件下政黨的生存發展依據和合法性來源越來越依賴於其積極的社會功能定位。政黨服務職能的實施是政黨轉型的必然要求。意識形態的淡化、民眾公平參與和獨立判斷能力的增強、社會生活質量需求的不斷提升、國際局勢的相對穩定、經濟社會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等，都從主觀和客觀條件上要求政黨必須適應社會的科學持續發展，政黨的服務職能越來越獨立於其政黨職能和政策目標而顯得尤為重要。
政黨轉型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影響
西方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政黨轉型，對其國家治理現代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完善了國家治理體係，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西方國家政黨選拔推薦幹部綜合素質和能力的提升，使得政府領袖和主要組成人員素質結構大為優化，政權更迭導致的穩定性下降問題逐漸得到有效控製，改革的大方向得以維持和不斷深化。這也得益於政黨之間的有效合作。
強化了社會治理。根據特定社會職能而產生的政黨，如綠黨等，其成員政治和經濟背景複雜，超越了不同政治流派的差異，既有過去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分子，也有社會民主黨右翼人士和市民組織成員，他們注重改善自然生態環境，強調城市綠化。日本的“生活黨”（2012年11月成立）則重視民生，主張逐步廢除核電，反對提高消費稅。諸如此類的政黨反映著公民對於特定經濟社會生活方麵的關注，體現出較強的實用主義，也從另一方麵折射出公民對於資本主義政黨政治掩蓋下的金權政治、寡頭政治以及政治權術的厭倦和不滿。
整合了社會利益和群眾基礎。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黨為執掌國家政權和贏得選票積極向中間立場靠攏，並整合不同政治派別和廣大群眾的利益訴求，這就大大拓展了其政策利益的群眾支持度，並能夠增強其執政的合法性，提升政策宣傳和實施的效果。各政黨在政策主張乃至意識形態方麵既保持差別又出現彼此靠攏的趨勢，有利於政黨爭取選民和生存空間，並避免或減輕政黨輪流執政可能引起的震蕩，從而使這種政黨政治得以繼續發展下去。
政黨林立與政黨走向聯合或兩極化集中現象並存，既顯示了政黨活動的自由，又防止政局過分動蕩的不良後果③。歐洲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等，人們將其統稱為社會黨。社會黨調和、妥協性的政策在選民中獲得支持及其紛紛上台執政，使它成了西方現行政黨製度得以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柱。統計表明，二戰後至今，社會黨在瑞典、瑞士、丹麥和英、德、法、意、奧、比等18個國家中先後長期執政，少的執政10餘年，多的執政已50餘年。④
健全了國家內部穩定機製。不管是外來勢力的幹預還是國內不同政黨的相互競爭，部分亞洲國家呈現出政權更迭頻繁的特征。如泰國政權在二戰後長期由軍人集團把持。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軍人逐漸淡出政壇。但進入21世紀以來，泰國不同政黨輪流執政，軍事政變頻發，政權波動較大。
盡管如此，亞洲國家在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仍然保持著經濟發展的較快增長，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5年5月7日發布《亞太區域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15年亞太地區經濟增速維持在5.6%，2016年將小幅降至5.5%。這一定程度上說明國家政權體係有著相對健全的內部穩定機製以及健全的法規製度，可以保障經濟社會發展不受政權頻變的影響。經濟結構的調整、對外貿易的增長、相對寬鬆的信貸環境、持續的科技教育投入等都大大促進了經濟的健康有力發展。
促進了政黨和社會組織的發展。主要表現為政黨和社會組織數量的增多，社會民間力量廣泛的民主參與。二戰以來，各種名目的政黨和團體不斷成立，數量眾多。如菲律賓目前有大小政黨100多個，大多數為地方性小黨。其執政黨自由黨成立於1946年，並於2010年總統大選中獲勝。另外，社會民間組織成立的規模和數量不斷增大，呈現幾何級數增長。在各國政權建設中，也積極吸納或者聯合不同社會組織力量共同參與政策的製定以及公共事務的治理。民間社會力量的參與領域廣泛，從政治參選、政策製定、政黨參與一直到教育投入、慈善捐助、環境保護等，幾乎無所不包，且在專業技術、資源投入、社會動員等方麵擁有較大的優勢。
政黨轉型的思考與啟示
政黨轉型和治理現代化應根植於一個國家（地區）的國情（區情）和曆史傳承。不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定時代背景和特定的本土化文化等國情條件，造就了政黨治理體製和治理能力的差異化。雖然新時代條件下政黨轉型意味著諸多先進理念和技術的應用，以及增強政黨的科學性、製度化、規範化，但限於特定國家發展條件和文化背景，政黨的轉型發展和國家治理結構體製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和時代特性。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宗教信仰、政黨群眾基礎和合法性、較低的政治製度化水平、政黨構成背景等等都與現代化程度較高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很大的差別。這種曆史背景條件的差異是否會成為政黨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的關鍵變量，應慎重思考。政黨的轉型和治理現代化應根植於本國的特定國情和曆史基礎上，單純地講求理論和實踐的趕超，有時候可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不利於本國政治的發展。蘇聯的解體便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