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原縣級淮安市改為淮安市楚州區，原淮陰縣改為淮陰區。暈！這是一個比襄陽、襄樊、襄州更加複雜的繞口令，記不住也罷。鬧騰來鬧騰去，恐怕連周總理也找不到家了。
更名有風險，決策需謹慎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尚重生認為，襄樊市更名實為打文化牌，尤其對旅遊業將有較大促進作用。
提起大庸，恐怕沒多少人聽說過，但一提到張家界，幾乎是家喻戶曉了，所以當湖南省的名不見經傳的大庸市告別了有些“大庸”的陳舊名字，冠以享譽海內外的“張家界”之名後，幾乎是一夜之間，這個有些破敗的小縣城就成了中國最有名的城市之一。
雖然不是我國城市改名的開創者，但作為我國較早改名換姓的城市之一，張家界的改名無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應。在90年代之後的近十餘年間，一大批城市特別是旅遊城市，紛紛加入了改名的行列，用附近有名的山川名勝取代沿用了多年的城市名稱——安徽屯溪市改名為黃山市、四川灌縣更名為都江堰、福建崇安更名為武夷山市、海南通什更名為五指山市、四川南坪更名為九寨溝縣、雲南中甸縣改為香格裏拉……
眼看著一個個依托景區的城市靠改名“土雞變鳳凰”，各大山川也蠢蠢欲動：依托黃果樹瀑布景區的貴州安順市有人提出改名為黃果樹市、新疆羅布泊地區的某縣就曾向新疆民政廳提出改名為樓蘭市，甚至有駐馬店網友“東南西北中”在網上發出改名倡議書等等，不過這些城市的改名最終沒能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批準。
不過，“落毛鳳凰不如雞”的案例也不是沒有。湖北荊州是楚文化發祥地，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在城北5公裏處的紀南城建都長達411年，留下了豐厚的曆史文化遺存。三國時期的劉備“大意失荊州”的故事膾炙人口。在荊州出土的許多珍貴文物，如西漢古屍、戰國絲綢、越王勾踐劍等，均具有重大的考古、科研和觀賞價值，堪稱國寶。
1994年10月，荊州地區、沙市市和江陵縣被合並為荊沙市，沿用千年的“荊州”之名被廢，而“沙市”地名中蘊含的豐富曆史文化信息也被淹沒，引來罵聲一片。兩年之後，“荊州”之名恢複，但這次折騰已造成很大損失。
安徽日報記者胡旭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地名依附於風景名勝區，是一種“傍大款”式的浮躁心態。地名是一種承載著曆史文化傳承的符號，胡亂改名隻會切斷這種傳承，在這方麵，黃山市其實已經教訓深刻了。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徽州如今不多為外人為所熟知，當初改名難辭其咎。不過這次襄樊改回襄陽的舊城，似乎是一種曆史的回歸。
可見，馬甲不是隨便換的，要合身才行。
1949年之後，城市改名現象屢見不鮮，城市改名熱也一直沒有冷卻。此次襄樊改名隻是改名大潮中的一個。中國文化素來講究“正名”，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學界普遍認為，缺乏文化底蘊的新興城市和需要重新包裝的城市，最適應更改名稱。還有一部分城市名字與地方文化底蘊相差甚遠，比如駐馬店、田東、瓦房店等。諸如襄樊這種現有的文化名稱無法表現城市自身文化底蘊。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不僅是少數行政官員、知識精英們的管理、服務和研究對象，它更是廣大市民們朝夕相伴、情意相通的心靈故鄉，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對這座城市的體察和感悟可能更深入、更細致、更豐邃、更有發言權，在事關易名這樣的城市共同體重大事件麵前，忽視和淡漠他們的表達、參與權利顯然是不恰當的。外國城市改名的例子也不少，此前本刊做過印度城市競相易名的報道。話音未落，國內又掀改名之風。國外的經驗或許值得我們借鑒：2010年初，美國麵積最小的州羅得島州便曾出現了州名更改的爭論，麵對相持不下的各種意見，州議會通過議案，確定以全體民眾公投的方式來最終抉擇。而韓國漢城在更改漢城的中文譯名前，也經曆了聽取市民意見等民意渠道，最後才提交市議會表決。
然而，能對決策做出影響的畢竟是少數政治或經濟精英。這改與不改，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利字！隻是有人追求長利，有人追求短利；有的決策是利百姓，有的決策是利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