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象的路遙研究與接受
理論
作者：周景雷 胡冠男
周景雷，男，1966年生，文學博士，渤海大學教授，主要從事當代文學批評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胡冠男，女，1985年生，渤海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
2012年11月17日是路遙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文學界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紀念和研究熱潮。路遙研究始於1980年代，自從他的《驚心動魄的一幕》為文壇關注以來，研究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闡釋和研究了路遙及其創作的特點。縱觀三十年來的對路遙的研究和接受，似乎存在著一種獨特而有意義的現象，那就是這一過程是由諸多錯位構成的：路遙一方麵受到了大眾讀者持久熱烈的喜愛，《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獲獎說明了評獎機製的支持，但同時他又在文學史敘事中處於長期的“空白”狀態，許多知名評論家也沒有對路遙表現出足夠的興趣。在對路遙及其作品的接受上，大眾讀者、評獎機製與評論界、學術界的態度形成了“熱情”與“冷漠”的兩極分化。不過到了新世紀，當路遙及其創作逐漸淡出讀者視野的時候，學術界和評論界卻對其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路遙”的這種大錯位，作為一種現象，或許會對我們當下的文學創作與研究起到某種警醒作用。本文擬在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此予以簡要的梳理。
一
路遙的文學創作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在《人生》之前他已經寫出了不少作品也收獲了一些大小獎項，卻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真正讓他聲名鵲起的是中篇小說《人生》的問世。“《人生》最早刊登在1982年第五期的《收獲》雜誌上，一時間，洛陽紙貴，競相傳閱。”[1]這樣的出場的確顯示了不尋常的影響力，根據《人生》改編的電影、話劇、廣播劇也都深受歡迎獲得巨大成功。不僅如此，《人生》一經發表就掀起了評論界的一度熱議。有的研究者注意到，“1982年10月7日，《文藝報》在同一天刊登了觀點迥然相異的兩篇文章：曹錦清的《一個孤獨的奮鬥者形象——談〈人生〉中的高家林》和梁永安的《可喜的農村新人形象——也談高家林》，從對高家林愛情觀的不同解讀挑起爭論。”這之後相繼出現了一些評論文章參與討論，如《應當怎樣評價高加林形象和〈人生〉的愛情悲劇》、《評〈人生〉中的高加林》、《談高加林形象的現實主義深度——讀〈人生〉劄記》[2]等，都說明了批評闡釋話語中對這部作品的重視和聚焦。可以說，這部十三萬字的中篇小說為路遙帶來了其生前最為輝煌的一段時光。
《人生》的轟動得力於其創作與當時的話語資源的相契，這可以視為路遙與時代結合最為緊密的一次嚐試，這不僅保證了它的藝術含量，也保證了它最終的成功。首先，對《人生》最初的評論性文章都駐足在“高加林”這一人物形象上，這種情況實際上是與八十年代初“新人形象”討論相伴而生的。1979年，鄧小平指出，“要塑造四個現代化的創業者……要通過這些新人的形象，來激發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推動他們從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曆史性創造活力”[3]，周揚、賀敬之等重要人物也都對這一倡議作出了理解和闡釋。而且，在“曆史剛剛跨入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青年》雜誌就發起了以‘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為題的大討論”，“一年的時間裏就收到六萬餘件討論稿”。“而就在這場延續的討論中，《人生》又作為新的興奮點出現了。借《人生》而論人生，就這樣，一篇小說與一個時代話題被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了。”[4]。此外，《人生》能夠得到精英評論集團的看重，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生》中還涉及了一個跨界或者臨界的問題，即新興的中國城鄉之間的從物質到精神的過渡狀態，這使《人生》具有了現實性和曆史性的雙重意義。
不過，也許還有一點更為重要。1980年代初期，在一種普遍追新慕異、崇尚現代的文學背景和情境中，其實還有一種習慣的東西存在，並成為潛流，這就是現實主義對作家、甚至對讀者的某種看不見的約束或者期待。它的產生有賴於一種帶有“遺傳”性質的固有的“政治熱情”。這種“政治熱情”雖然已經不再通過國家權力強行施於文學之上，卻以牽製作家的心理世界和情感取向的方式繼續產生影響。所以，這時的知識分子仍舊願意將對曆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批判作為抒寫的重心以發出理性和警示的震懾，依然相信文藝的力量，並用文藝來參與和完善社會政治，主持社會公道。1985年以前，由於這些“政治姻緣”無法立即消失，路遙所使用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和方法在這樣的情境和資源中更容易被承認，取得合法地位。
二
如果把《人生》的發表作為路遙創作成熟的一個節點，那麼把第一部出版於1986年的、同樣遵循了現實主義原則的《平凡的世界》作為在路遙接受、研究中地位發生重要變化的節點也未嚐不可。《平凡的世界》一百多萬字，耗時六年，傾注了作家幾乎全部心血，但在第一部完成時卻遭遇《當代》的退稿，後來《花城》雜誌也隻刊登了第一部而拒絕連載其後部分，文聯出版社幾經周折才將其完整出版的[5]。當時諸如《花城》、《當代》這樣地位顯赫的雜誌正是批評闡釋話語參與文壇的陣地和紐帶，他們對待《平凡的世界》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評論界的觀點和取向。所以，我們看到，《平凡的世界》的傳播方式與《人生》是不同的：《人生》最初是在《收獲》雜誌發表，廣播、話劇、電影對《人生》的改編屬於二次傳播，是基於《人生》已有的知名度才得以發生的。《平凡的世界》則不同，它最先通過電台進行傳播，正因為文學雜誌對《平凡的世界》的回避態度，使得電台廣播有機會從間接媒介成為直接媒介。傳播方式的改變，也很好地說明了評論界對待《平凡的世界》的冷漠態度。這與當年《人生》發表的盛況有很大不同。
一直以來，1985年以後現實主義的式微成為人們解讀路遙“被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細究起來，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雖然受到排擠，可是卻一直存在於當代文壇。同為八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如張煒、賈平凹都堅持著現實主義創作，後來的陳忠實、閻連科等人也都踐行著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而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似乎沒有因為使用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就受到評論界的漠視。那麼，《平凡的世界》遭冷遇的原因在哪裏？其實，1985年之後，很多作家將現實主義原則進行了一種自覺的改造。比如，以賈平凹為代表的這些作家繼承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內在精神，卻將它的表現形式注入了誇張、瑣碎、荒誕、戲謔等的現代和後現代因子，從而擴大了現實主義的邊界和內涵。而路遙卻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現出了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執著，將中國人的憨厚和對真實生活的再現緊密相連，展示了一代人的精神操守、道德標準和價值立場，因而仍然走向了思想教化的路徑，所以，才造成了與“新的美學原則”相錯位的局麵。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1991年《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這一方麵說明了評獎機製對路遙創作的肯定和鼓勵，同時也暗示了評獎機製與評論界之間日益顯著的分化，這種分化正孕育於八十年代中後期。 “茅盾文學獎”作為一種獎勵製度，“是鼓勵文學藝術創作發展繁榮的重要機製之一，也是意識形態按照自己的意圖，以原味的形式對文學藝術的導引和召喚。因此，文學藝術的獎勵製度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性，權力話語以隱蔽的方式與此發生聯係，它隱含這意識形態的意圖和標準，通過獎勵製度喻示著自己的主張和原則”[6]，路遙的獲獎正是這種詢喚的結果。而1985年以後，評論闡釋的話語資源和文學標準則日趨西化，對路遙所代表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進行了有意規避。這加速了文壇話語主導權與政治意識形態鬆弛關係的形成，精英評論集團的號召力顯著增強，逐漸占據話語領導權，並能夠與官方意識形態分庭抗禮。而《平凡的世界》在評論界中“被冷落”而在評獎機製中收獲榮譽就很好地體現了這種分化的存在。
三
對路遙的研究在進入1990年代以後，出現了文學史寫作對路遙集體忽視的現象。在一些重要文學史的敘述中路遙是“不重要”、非“代表性”的。比如，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五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和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複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文學史，他們的作者都是知名的學者和重要的批評家。這些當代的精英闡釋者卻不約而同地忽視了路遙的文學創作[7]。
要清楚文學史集體忽視路遙的原因，必先明確一個問題，即這裏涉及的文學史是在“重寫文學史”思想指導下的文學史著作，這些孕育於八十年代末完成出版於九十年代的文學史著作與以往的文學史寫作明顯不同。首先，以往文學史選取入史的作家作品起碼要經得起政治和意識形態考量，遵循“一切依附於政治，從屬於政治，政治的地位、權力、等級成為社會最重要最強有力的標準和尺度”[8]，而政治的標準和政治的需要必然影響了文學的標準和構成。有評論者把這些文學史讀本總結為一種“教科書式的文學史著作”。認為“重寫文學史”事件發生以後，文學史敘寫曆史的方式不再單純依靠國家和學院的科研支持，著作者無須遵循某種嚴格的指令反而更傾向於遵循內心的聲音。文學史敘事選擇文本的原則也隨之變成了“審美原則”而非“政治標準” [9]。而路遙的創作是“把文學與人生關聯起來，把小說當作生活的‘教科書’，當作從道德情感和倫理行為方麵積極地影響讀者的人生哲學”[10]，這種散發著“啟蒙式”的文學認識很難與文學史家們剛剛建立的“審美原則”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