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他就給當初在縣一中教書時最要好的同事張弘打電話，讓張弘幫他約幾個人晚上去天河商務賓館聚一聚。
張弘與朱琳一樣，當初在縣一中的時候都屬於自視清高，一直不被學校領導重視的人。所以，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度交集一夥人抱成團與學校領導對著幹，隻是後來朱琳考上公務員去縣委辦公室做秘書後，他們的小團體才煙消雲散。
這些年，隨著朱琳身份和地位的提高，他很少再聯係還在縣一中繼續做臭老九的張弘以及當初那幫不成器的哥們，隻是現在他有事情想從張弘及當初那幫哥們的嘴中打聽，才在不經意間想起了張弘他們。
接到朱琳的電話，張弘自是興奮不已，馬上就幫朱琳把當初那幫哥們都聯係到了，來到了天河商務賓館。
天河商務賓館如意廳，在觥籌交錯之間，朱琳從張弘等人那兒得到了很多他最想知道的東西。
事實上，河陽縣今年的高考的確存在著舞弊現象，並且正如外界傳聞和劉琳告訴朱琳的一樣，是一場有預謀有計劃的舞弊。
在這場高考舞弊中，教育局局長董教育和縣一中校長諸葛長青以及好幾個學校領導和教育局中不少的工作人員都牽連其中。
而這起舞弊案的發起者則是河陽縣第一中學的教導主任徐天。
由於縣一中是河陽縣重點中學中的龍頭老大，河陽縣大小領導的子女幾乎都在縣一中讀書，恰恰今年縣教育局領導的和縣一中領導的人員中有相當一部人的子女都參加今年的高考。
徐天的兒子徐昊也在今年參加高考。
說起這個徐昊，人倒是蠻聰明，卻不是學習的料，每次考試的時候，在全班不是倒數第一就是倒數第二，考的最好一次是全班倒數第五，據說有三分之二的題還是抄襲同位的。
這樣的成績去參加高考，簡直是女人的大要褲子，門都沒有。
隨著高考的臨近，徐天是心急如焚。
組織多年高考工作的徐天為了兒子的未來和前途，在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之後決定鋌而走險，幫兒子作弊。
不過，光靠他一個人的力量想讓兒子在今年的高考中順利過關也是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於是，他開始聯絡同謀者。
在這個人人似乎都信奉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和“有權不用枉做官”的功利時代，不僅徐天一個人有私心，所以，徐天很快就找到了合作者，於是他們就坐在一起開始策劃如何幫自己的寶貝兒子和或者寶貝女兒在今年的高考中順利過關。
就這樣，一個高考舞弊的初期萌芽在高考前三個月醞釀形成，開始的時候，他們打算收買監考老師，通過替考或利用巡視期間傳遞小抄的方法幫自己子女的。
但隨著高考日子的臨近，他們發現，如果僅靠安排監考教師與傳遞小抄的風險太大，況且把握性也不大，畢竟考場中還有幾十位考生在監督，再加上現在監考都實行的是輪換監考，想把每一個監考老師都收買了的可能性太小。
於是乎，一個人想到一個奇妙的辦法，將所有“自己人”都集中在一個考場裏，然後再收買監考教師，最後再用替考或者傳遞小抄的方法，這樣做不僅風險能降到最低，而且成功的把握幾乎是百分之百。
當然了，要想促成這項工作，他們還必須征得掛著高考委員會副主任和執行主任的董教育以及縣一中校長諸葛長青的同意。
或許是天意，或許一切都是巧合，董教育的妻侄女和諸葛長青的親侄子也都是今年參加高考，且這兩名學生的成績也都是一般中的一般，想單純靠成績考上大學門都沒有。
董教育與諸葛長青都堪稱布爾什維克戰士，但是不能保證他們的家人沒有私心，於是乎，那些心存不軌者就就找董教育的愛人與諸葛長青的哥哥，遊說他們，讓他們出麵幫忙說服董教育和諸葛長青。
俗話說，人心都是肉長的，再加上董教育與諸葛長青都已經五十掛零，馬上退居二線，也都想在退下來之前把自己的子女安排一下，於是乎，兩個一向嚴格要求家屬和自己的老革命也就稀裏糊塗的接受的家人的建議，同意在下台之前幫助子女一把，再加上，他們也都感覺這個方案做的天衣無縫，所以就點頭同意了徐天他們商量出來的把“自己人”集中在一個考場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