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鄂爾多斯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它沒有溫州那樣大規模的生產企業，也沒有財富積累的過程。他們融資炒作的是一個概念，這個概念看似資本與實體經濟的結合，也就是將融到的資金投到樓市上。我們知道，這是一種類似的押寶行為，炒作的是一種“期望值”，而當這種期望值破滅後，資本的大廈也就坍塌了下來。
政府應該怎麼做
無論是哪一種形式，它們最終幹擾的是市場秩序，並且與政府的步子不能保持一致。政府花大力氣穩定市場物價、穩定房地產市場價格，但是由於這些遊資的炒作，遲遲不能見效。
在國外，當政府為市場釋放出一定的信息後，立刻會產生效應，價格會隨之而發生變化。但在中國卻十分奇怪，政府提出穩定房地產價格的政策後，樓市不是應風而落，而是隨聲而起，新的地王立馬產生，這不僅僅是挑戰政府權威，而是不計後果的豪賭，甚至可以說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來賭，賭贏了就賺個盆滿缽滿，賭輸了就得跑路、跳樓，這就是資本掠奪財富殘酷的一麵。
如果政府不能夠掌控市場，任由民間資本興風作浪，那不但影響居民的生活，也會影響政局的穩定。因此，政府是不會出資為這些陷入困境的投機者們埋單的。
政府不能為投機者埋單，無論是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還是中小企業以及民間的自由借貸，都屬於金融範疇，專業性非常強。小額貸款公司歸地方政府審批成立和監管，但政府部門專業性又不夠，讓其管理和整頓高利貸市場有點勉為其難，豈能監管好呢？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出問題。必須由金融專業監管機構的央行和銀監會等部門參與進來或者主導整頓、應對民間借貸危機的風險。
我們可以注意媒體的風向，是努力淡化溫州和鄂爾多斯借貸市場的影響，將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救助微小企業上，這樣既可以保證商品的生產，維護底層的、大多數中小經營者的利益，而將那些投機炒作的企業掛起來，因為這些投機企業影響的必定是局部。
對那些生產規模大又參與了民間資本借貸炒作的企業，政府可以采用控製手段，將所需要的資金直接注入生產經營環節，將企業因借貸而發生的債權債務與實際經營分離開來。這些企業看似恢複生產了，但它們的危機並沒因此而消除，更可能在日後的清盤中成為一文不名的窮光蛋，甚至是負債者。
這就是國家強力機器的作用，它不會為投機者埋單，而又可以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對於購房者來說，如果是投機性的，當然會在樓房降價的過程中蒙受損失；
如果是出於自己的生活需要，體現的是使用價值，無所謂價格高低，充其量是個心理失落或滿足的個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