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到中國情景，當前民間借貸中的高利貸狂歡，就是畸形製度催生之下的無奈現象。溫州資本向來活躍，從樓市、煤市等到資本市場，從內地到海外，無處不有曾閃現其身影，然而，近些年的政策變化，使得這些資金麵臨缺乏投資渠道，轉而借道民間信貸謀求利潤。
於情於理，民間借貸無可厚非，高利貸也可視為一種行政壓抑之下而可理解的市場補充行為。但是，這並不構成官方救助的道德資本，因此，筆者並不讚同官方出麵以“穩定局麵”的理由施之援手。
首先，高利貸乃至民間借貸屬於市場行為，無論是獲利還是虧損，雙方契約能否完善履行，並不在於政府職責之內。如果政府因考慮其外部負麵效應而援助，對於全體納稅人而言並不公正，甚至可能有解救利益集團之嫌。其次，當前溫州情況雖然緊急，但是並不迫切到“大到不能倒”。從中國的曆史經驗來看，地域的局部危機並不總是擴張到全局，譬如20世紀90年代的海南。
泡沫總是從最高處幻滅。溫州民間借貸有多普遍？根據溫州官方的數據估算，民間借貸的規模已超過1200億元；同時，民間介入程度之高也令人咋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支機構的調查，2011年上半年，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由此而見，官民皆貸並不誇張。溫州危急，無非是其介入民間借貸之深的極端後果，其他地區難以與之比肩。根據中金公司的相關報告顯示，中國民間借貸餘額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長38%，約為3.8萬億元。按照這一估算，這一數據僅為中國銀行體係總貸款的7%，並不值得過分恐慌，市場的反應有過激之嫌。
最後，如果管製是高利貸橫行的成因，那麼再多一些行政手段加強政府之手對於經濟體係的介入，無非是飲鴆止渴，繼續造就管製的慣性。長期以來，金融資源的分配與經濟的貢獻度如此非市場化錯配，自然會導致各類糾偏行為，對於根本症結視而不見並非真正對策。
以應急維穩對待，表麵的潰爛縱然暫時遏製，但是內生疾變則可能漸入膏肓。為今之計，首先，短期可以考慮對於局部地區中小企業的定向寬鬆；其次，應該重新評估當前緊縮政策，在如今外圍環境不斷惡化之下，尤其應該考慮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同時提高利率的組合拳；最後，對於利率市場化以及金融業的開放，不應該一再拖延，而應該有所擔當地大刀闊斧推出——否則，即使眼前局勢暫緩，也不能阻止未來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