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二元體製與資本原始積累的內在依存關係
本刊特稿
作者：許經勇
建國60多年來，包括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城鄉差別為何出現擴大的趨勢？2004年至2012年連續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聚焦“三農”，且主題都是放在如何縮小城鄉差別上。在實踐上，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支出也是逐年增加的，即從2003年的2144.2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12286.6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也隨之從2003年的2622元增加到2011年的6977元。但至今為止，我們還不能輕易說我國已經邁進逐步縮小城鄉差別的軌道上了，或者說已經出現“拐點”了。究竟是什麼原因，需要我們深入的剖析。這就涉及到如何認識我國的資本原始積累以及與其相聯係的城鄉二元結構體製的路徑依賴關係。
一、我國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的特殊性
任何一種類型的國家，在其工業化過程中，都必然經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把直接生產者因被強製剝奪而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社會財富迅速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並轉化為資本的過程，稱為資本原始積累。之所以稱之為“原始的”積累，是因為這種積累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之前，而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積累。通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積累，是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確立之後，資本家把從雇傭勞動者身上剝削來的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的過程。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都要經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盡管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本質上都是一樣，即通過暴力手段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並把生產資料和財富集中到資本家手中。資本主義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是一個充滿暴力和對抗的過程。
我國是在一個物質基礎異常薄弱、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現代工業比重甚低、農村人口占絕大比重的農業大國（也是農業窮國）基礎上開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動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必然是我國政府最為關心的事情，而且這種關心的迫切性，甚至超過對稀缺資源的高效率利用。問題的實質在於，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農業大國，倘若選擇協調的、平衡的經濟增長道路，即緩慢的經濟增長道路，至少要經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才有可能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為了盡可能地縮短這個緩慢經濟增長的過程，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就必須暫時犧牲分配的效率，暫時犧牲農業的發展，暫時抑製市場的作用，以便迅速地動員經濟力量，較快地積累工業化啟動的資金。這種不協調、不平衡的經濟增長道路，即趕超型的經濟增長道路，實行的必然是一種指令性、強製性的經濟增長。把權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政府部門，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加快工業化步伐，必然要通過強製性手段，迫使農村、農業、農民通過各種形式，為趕超型工業化、城市化提供資本原始積累。1953年至1978年，我國每年的積累率都在25%至30%之間，其中有13年的積累率超過30%。1952年至1979年的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重工業占53.9%，輕工業占5.4%，農業占12%。這就必然形成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
我國“三農”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資本原始積累，不僅存在於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而且存在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全過程。與其相聯係，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還隻能說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我國資本原始積累延續時間之長，應當說是源於路徑依賴效應。路徑依賴的特定含義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製度變遷，均有類似物理學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的或者是壞的，都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一旦人們作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讓你很難擺脫它。換一種說法，當某一種策略被選擇之後，就有可能對後來發展道路選擇起到了路徑依賴效應，即對以後的製度選擇起著製約和示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央一再強調“三農”的重要性，一再強調要采取措施，逐步縮小城鄉差別，但並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效果，胡錦濤同誌因此把“三農”問題上升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計劃經濟體製條件下的資本原始積累
如果我們作更深層次的分析，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與資金短缺之間的尖銳矛盾，是我國對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重要原因。為了加快工業化步伐，盡快改變我國國民經濟的落後麵貌，以及迅速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迫使中國政府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緊接著麵臨的是如何選擇工業化資本積累的模式。
總的說來，主要有兩種基本模式：一是通過市場調節轉移資本。這種轉移以產品剩餘和農業儲蓄大於農業投資為前提。這就要求農業生產必須有較大的贏利，而同時工業的贏利又大於農業，從而吸引農業資本向工業部門轉移，為發展工業積累資本。市場調節的自動轉移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對於後進國家來說，往往是行不通的，這就隻能依靠國家的強製力量，借助於政府的強製性轉移。有兩種強製性轉移可供選擇：一種是日本明治維新後采用的向農民征收高農業稅和高土地稅的辦法，也可以說是“明稅”的辦法；另一種是前蘇聯曾經采用的農業全盤集體化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辦法。也就是“暗稅”的辦法。無論是哪一種辦法，都是把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的任務落在農民身上。像中國經濟這樣落後的農業國家，進行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在一個較長時間內，要求農民多提供一些積累，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籌集工業化建設資金，或者是依靠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高強度地掠奪農民；或者是對外擴張、侵略，殘酷掠奪殖民地；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走資本主義老路，隻能在國內想辦法，即主要依靠農民提供資金積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其主要形式是借助於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所形成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1977年，我國農產品收購價格低於其價值34%，而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19.6%，農民交售農產品少得、購進農用生產資料和生活消費品多付共計335億元，相當於1977年國家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1957年至1977年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相當於1977年全國國有資產價值的總和。
作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糧食及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是服務於超前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製度體係。諸如，在生產領域，向基層生產單位直接下達種植麵積、產品品種、產品產量等指令性生產計劃指標，嚴格控製生產的範圍和領域，以降低農產品生產的機會成本；在產業政策上，限製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限製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以壓低農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在流通領域，實行對主要農產品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限製乃至關閉農村和城市的集市貿易；不承諾農民有獨立支配土地使用權的權力，禁止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以抑製地租對農產品價格的催化作用；在分配領域，寓分配於交換之中，對農民一手低價收購農產品，一手低價供應農用生產資料，並提供部分無償投資；對城市居民，一手低價供應食品和其他社會福利，對企業低價供給原材料，以人為壓低企業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成本，一手則通過財政手段集中城市工商各業的超額利潤。其在農村的微觀經濟組織製度，則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農村人民公社製度，把農村各級經濟組織變成各級行政機關的附屬物，為的是強化國家對農業生產與流通的行政幹預，確保糧食及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貫徹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