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智謀的發展是有分期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各有其特色的智謀理論。
智謀發展的萌芽期
中華民族智謀的發展首先是經過了一個萌芽期，這就是大約在三皇五帝至夏朝的時期。這時，智謀已經在實踐中被廣泛運用了，但是提出謀、略，或者有意識地運用謀和略，特別是智謀這個詞語的出現，還是稍後一點的事。所以，我們通常說，這個階段是智謀的萌芽期。在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統治的時候已經有了智謀，人們不但已經學會了使用智謀，而且能夠創造智謀。據《儉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記載，黃帝與蚩尤九戰不勝。黃帝歸於太行山，三日天夜，天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予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萬隱萬匿，首當從何起？”玄女點化，遂得戰法焉。這雖然是個傳說，卻也說明黃帝已經開始了對智謀的研究和運用。在黃帝那個時候，一個大部落能夠統一思想，步調一致，能夠有那麼大的軍隊，有那麼多的兵器，就說明這個部落有一套統禦之術。黃帝同蚩尤涿鹿之戰時，他不但已經學會了引誘對手到對自己有利的地形上去作戰，還學會了選擇上風方向發起進攻和選擇傍晚開戰。當時蚩尤（即傳說中的九黎國君）發動戰亂，黃帝向各部落征調軍隊，展開反抗蚩尤的戰爭。黃帝深知蚩尤部族兵器較北方各部族精良，不易抵禦，但他們從南方而來，對北方的天候、地形不熟悉，故決定先退一步，先將他們引至陌生的地域，以增加他們生活和行動的困難，然後趁其戰鬥力衰退之際，再乘機攻擊。根據這一設想，黃帝先實行戰略退卻：兩軍初戰之後，主動向北引退。蚩尤隨即率部眾跟蹤追擊。進入森林蔽野的河北平原後，蚩尤部眾便因環境生疏、氣候不適、語言隔閡、敵情不明以及糧草缺乏等，行動日漸困難，士氣日漸低落。到了河北北部地區，曆經長途跋涉，軍隊已疲憊不堪，戰鬥力大為降低。而黃帝卻得天時地利之便，實力相對增加。他把蚩尤部眾引至涿鹿之野（涿鹿山在今河北涿鹿東南），借助一個狂風大作、塵沙蔽日的天氣，乘蚩尤部眾遇敵彷徨之時，以指南車指示方向，率部眾向蚩尤發起反擊，一舉擊敗蚩尤。這些戰法、戰術都是有一定的智謀才可能實施的。所以我們認為，在黃帝之前，可以說人們對智謀的使用是比較盲目的。而自黃帝始，我們中華民族的智謀就已經產生了。
黃帝為中原各部族共主之後，乘戰勝之士氣和餘威，征討四方。據《史記》載：“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又載：當時黃帝曾“東至於海，登丸山（今山東境內）及岱宗（泰山），西至空桐，登雞頭（今甘肅平涼縣西），南至於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陽境內，湘山在嶽陽西南），北逐葷粥，合符釜山（今涿鹿縣西北）。”可見，當時黃帝的聲威及範圍之大。
黃帝具有修德政、撫萬民、令諸侯的統禦天下的本領，以及戰涿鹿、擒殺蚩尤的軍事指揮才能。這是沒有一定的智謀水平的平庸之輩所無法辦到的。
黃帝的這段史實，許多古籍都有記載。《孫子·行軍篇》中說：“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漢書·藝文誌》裏，著錄有《黃帝》二十六篇。《尉繚子》中記述道：梁惠王問尉繚子：“黃帝‘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這段古文的意思是，梁惠王問尉繚子：“黃帝依靠‘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這回事嗎？”尉繚子回答：“刑是講討伐敵人的，德是講治理國家的，並不是講天官、時日、陰陽、向背那些東西。黃帝所指的，不過是人的作用罷了。何以見得呢？譬如現在有座城，從東西攻攻不下來，從南北攻也攻不下來，這四個方向難道都沒有順應的時辰可利用的嗎？所以不能攻克的原因，是由於城牆高，護城河深，武器齊備，物資糧食積存充足，將士們心齊謀合。如果城牆低，護城河淺，防守力量弱，就能攻下了。由此看來，天官時日都不如人的作用……黃帝說：‘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察自己的智能’。”從這些記載中足以看出，黃帝無論是作戰還是治國，都有獨到的見解，並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