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罵軍閥。張季鸞不畏權貴,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根本,接手主持新記《大公報》後,曾經“三罵”軍閥,一時之間成為佳話,其一為罵吳佩孚,其二為罵汪精衛,其三為罵如日中天的蔣介石。
堅持抗戰。“九·一八”事變後,張季鸞決定以“明恥教戰”為《大公報》今後的宣傳方針,並發表了題為《明恥教戰》的社評,正式向讀者介紹了這一方針。張季鸞肯定了青年們抗日救亡的愛國熱情,號召國民加強軍事準備,圖強雪恥,最終將日寇趕出中國。此後,張開辟了“明恥”和“教戰”兩個專欄,前者由王芸生等編輯,係統講述自甲午戰爭以來的中國對日屈辱史,後者則聘請著名軍事學家蔣百裏主編,專門刊登軍事知識,以此傳授國人。
2、作為一名報人,張季鸞具仁愛之心,重視青年,為人正直,樂於交友,人緣甚廣。仁愛之心,重視青年。1927年,蔣介石與汪精衛先後發動“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到處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其中大量青年遭到殘酷殺害。張季鸞發文《黨禍》,猛烈抨擊蔣介石屠殺進步青年,摧殘國家棟梁,實為國家之罪人,並為大量青年遇害感到痛惜與憤慨。張季鸞重視青年,認為青年是國家之棟梁,救國之希望,要積極引導和栽培青年,關懷青年的成長。張季鸞具仁愛之心,樂於助人,時常對友人伸以援手。“七君子”案發生後,張季鸞勸蔣放人,不要殺害這些愛國忠良之士。對於“西安事變”後被一直軟禁的張學良將軍,張季鸞則勸說蔣介石還其自由,放其抗日,蔣介石不從,張季鸞則為張學良的命運前途悲歎。
為人正直,不貪圖功名利祿。張季鸞本可以做官,步入仕途。但是,他卻甘願做一名窮記者,以辦報為生,以文章報國,秉筆直書,名聞天下。一次,國民黨高層想賄賂張季鸞和《大公報》,金錢數額很高,妄圖用錢封住其口和筆,然而張季鸞不為所動,命人將錢全部退回,還告誡編輯部人員莫要為金錢所動,文人要窮,才能寫的出好文章來。
樂於交友,人緣甚廣。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張季鸞和胡適的友情。此二人是莫逆之交,經曆相似,互為知己,相互合作,配合默契,友情深厚,堪稱文人報國兩昆侖,開創了中國近代文人參政的新局麵。張季鸞的人緣極佳,民國時期的名人大都與之有過交往,他們樂於與張季鸞打交道,建立關係,並引以為榮。張季鸞本人為人直爽,待人真誠,心胸寬廣,慷慨大方,況且品德高尚,故而受人歡迎,結交甚廣。
3、作為一名報人,任《大公報》總編輯和負責其言論的張季鸞自詡為“自由知識分子”,奉行“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始終追求言論獨立和新聞自由,堅守職業道德,以文章報國,堪稱一代“文人論政”的典範。
張季鸞性格上頗為直爽,崇尚道義,在辦報上很有一套,有自己的原則。在張季鸞看來,報紙的新聞報道和言論應該真實、客觀、公正和獨立。因此,在其社評《本社同仁之誌趣》中,明確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以此作為《大公報》的總的指導原則。
為了很好地踐行“四不”方針,保持文人論政的優良傳統,張季鸞堅持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故而,在接手《大公報》之初,凡寫評論,不署名。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對待中共上,張季鸞很好地履行了“不黨”和“不盲”,做到了客觀公正。他拒不服從國民黨的指令,不稱中共為“共匪”,不稱紅軍為“匪軍”,從不汙蔑謾罵,而且報道中共,視中共為一政黨,與國民黨同等對待,一視同仁。不僅如此,張季鸞堅持國共要合作抗日,最早主張兩黨和談。
《大公報》作為一張“政企合一”型的報紙,張季鸞經常在上麵發表社評和各種評論文章,以其為武器,針砭時弊,積極論政、議政、參政,將王韜、梁啟超等開創的“文人論政”的報業傳統推向了頂峰,對社會和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