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罵軍閥。張季鸞不畏權貴，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根本，接手主持新記《大公報》後，曾經“三罵”軍閥，一時之間成為佳話，其一為罵吳佩孚，其二為罵汪精衛，其三為罵如日中天的蔣介石。
堅持抗戰。“九·一八”事變後，張季鸞決定以“明恥教戰”為《大公報》今後的宣傳方針，並發表了題為《明恥教戰》的社評，正式向讀者介紹了這一方針。張季鸞肯定了青年們抗日救亡的愛國熱情，號召國民加強軍事準備，圖強雪恥，最終將日寇趕出中國。此後，張開辟了“明恥”和“教戰”兩個專欄，前者由王芸生等編輯，係統講述自甲午戰爭以來的中國對日屈辱史，後者則聘請著名軍事學家蔣百裏主編，專門刊登軍事知識，以此傳授國人。
2、作為一名報人，張季鸞具仁愛之心，重視青年，為人正直，樂於交友，人緣甚廣。仁愛之心，重視青年。1927年，蔣介石與汪精衛先後發動“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到處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其中大量青年遭到殘酷殺害。張季鸞發文《黨禍》，猛烈抨擊蔣介石屠殺進步青年，摧殘國家棟梁，實為國家之罪人，並為大量青年遇害感到痛惜與憤慨。張季鸞重視青年，認為青年是國家之棟梁，救國之希望，要積極引導和栽培青年，關懷青年的成長。張季鸞具仁愛之心，樂於助人，時常對友人伸以援手。“七君子”案發生後，張季鸞勸蔣放人，不要殺害這些愛國忠良之士。對於“西安事變”後被一直軟禁的張學良將軍，張季鸞則勸說蔣介石還其自由，放其抗日，蔣介石不從，張季鸞則為張學良的命運前途悲歎。
為人正直，不貪圖功名利祿。張季鸞本可以做官，步入仕途。但是，他卻甘願做一名窮記者，以辦報為生，以文章報國，秉筆直書，名聞天下。一次，國民黨高層想賄賂張季鸞和《大公報》，金錢數額很高，妄圖用錢封住其口和筆，然而張季鸞不為所動，命人將錢全部退回，還告誡編輯部人員莫要為金錢所動，文人要窮，才能寫的出好文章來。
樂於交友，人緣甚廣。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張季鸞和胡適的友情。此二人是莫逆之交，經曆相似，互為知己，相互合作，配合默契，友情深厚，堪稱文人報國兩昆侖，開創了中國近代文人參政的新局麵。張季鸞的人緣極佳，民國時期的名人大都與之有過交往，他們樂於與張季鸞打交道，建立關係，並引以為榮。張季鸞本人為人直爽，待人真誠，心胸寬廣，慷慨大方，況且品德高尚，故而受人歡迎，結交甚廣。
3、作為一名報人，任《大公報》總編輯和負責其言論的張季鸞自詡為“自由知識分子”，奉行“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始終追求言論獨立和新聞自由，堅守職業道德，以文章報國，堪稱一代“文人論政”的典範。
張季鸞性格上頗為直爽，崇尚道義，在辦報上很有一套，有自己的原則。在張季鸞看來，報紙的新聞報道和言論應該真實、客觀、公正和獨立。因此，在其社評《本社同仁之誌趣》中，明確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以此作為《大公報》的總的指導原則。
為了很好地踐行“四不”方針，保持文人論政的優良傳統，張季鸞堅持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故而，在接手《大公報》之初，凡寫評論，不署名。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對待中共上，張季鸞很好地履行了“不黨”和“不盲”，做到了客觀公正。他拒不服從國民黨的指令，不稱中共為“共匪”，不稱紅軍為“匪軍”，從不汙蔑謾罵，而且報道中共，視中共為一政黨，與國民黨同等對待，一視同仁。不僅如此，張季鸞堅持國共要合作抗日，最早主張兩黨和談。
《大公報》作為一張“政企合一”型的報紙，張季鸞經常在上麵發表社評和各種評論文章，以其為武器，針砭時弊，積極論政、議政、參政，將王韜、梁啟超等開創的“文人論政”的報業傳統推向了頂峰，對社會和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