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創新能力有多少？（下）
百科聚焦
作者：胡明豔
長期思想上、經濟上的一元化傾向
束縛中國科技發展和科技創新的不僅僅是傳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實用理性和官本位價值觀，還有社會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一元化”傾向。
社會意識形態方麵，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來，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兩千多年的學術史上，儒家學說成了一統天下的唯一官方意識形態。訓詁和解讀儒家經典的“經學”，成為漢代以後曆代的官學。在中國古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不論他的學習興趣與研究方向怎樣，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儒家經典。“經學”以它自成一套的體係，淩駕於一切知識之上，其他學說都變成“異端邪說”而受到排擠乃至迫害。然而，對於科學創新來說，唯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才能迸發出智慧的火花，產生靈感的果實。如果隻有一種思想、一種聲音，科學創新就失去了源頭活水。所以，中國古代思想形態中“一元化”實際上遏製了科學創新所需的多樣化思想空間，在無形中排斥了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
除了思想上的大一統，封建中央集權製下的中國古代帝王，為了維持政權穩定，還規定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隻能圍繞中央政府的需求展開。由此，在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唯統治者馬首
是瞻的一元化傾向下，以自由交換為特征的活躍市場機製就成了癡人妄想。而在沒有產品更新換代觀念和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的迫切需求下，中國科技創新和發展也就失去了極為重要的推動力量。
寫到這裏，也許有讀者會問，當今中國GDP已躍升為世界第二，近幾年中國科技發展勢頭也相當迅猛，現在還來翻這些曆史舊賬，揭自己的短，有何意義呢？
的確，2010年時，中國科學家發表的SCI即《科學英文索引》論文數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們不要被這些表麵現象衝昏了頭腦。統計顯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平均每篇論文的被引用次數還比較低，在已發表的所有論文中，有35%以上是零被引論文（從未被引用過1次），而英國的零被引論文還不到25%。
另一份由世界經濟論壇編製的2006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中國科技創新力的匱乏更是顯現無遺。在統計的125個國家裏，在基礎條件、效率提升和創新因素這三大類別指標中，中國基礎條件排名第44位，效率提升排名第71位，創新因素排名第57位。在創新因素中，中國拖後腿的指標包括“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可得性”（第86位）、“科學與研究機構的質量”（第63位）。上述三類統計指標分別對應了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要素驅動階段、效率驅動階段和創新驅動階段。對此，中國還處於最原始的要素驅動階段，不僅不是創新驅動階段的國家（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屬於此階段），連效率驅動階段國家（大多數拉美和中東歐國家都屬於該階段）都算不上。
其實，即便沒有這些統計數據，看看國家科學技術獎一等獎多年空缺，本土科學家諾貝爾獎長期缺失，“錢學森之問”引發全社會共鳴，我們也應當明白：中國當前科技創新力還在低位徘徊是一個不爭的尷尬現實。
正是由於這個現實，中央才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號召。對此，我們不得不說，我們真的是任重而道遠。
封建帝國已成過往，但在今日的中國，急功近利的短視現象、讀書做官的價值取向以及種種一元化的傾向依然甚囂塵上。在申請各項科研基金時，“研究的現實意義”依然是審批者眼中重要的考量依據；在科研單位，不少做出了一些業績的科學家常常身兼二職，既搞研究又從政，直至拋棄研究，專門從政；在大學校園，沉重的生活壓力和畸形的學術競爭，已經讓“科學家”不再是眾多莘莘學子向往的職業；在學術圈中，各種“一言堂”扼殺了年輕人的探索求知欲，乃至抹殺掉一些真知灼見。
雖然，五四時期的中國高調請來了“德先生”、“賽先生”，但平心而論，時至今日，這兩位先生都還未真正地在中國落座。科學技術雖然已經被尊奉為“第一生產力”，但科學的精神還不曾受到應有的尊重，科學研究所需的冷靜而執著的品格仍需培養，科學創新所需的多元而寬鬆的思想氛圍、獨立的社會空間尚待開拓。一言以蔽之，在科學創新的道路上，中國長期的封建製度及其思想文化傳統，仍然給中華民族在科學前進道路上設置了種種磕絆。我們必須正視這些磕絆，找到快速前行的方向，才能在風起雲湧的全球化浪潮中，續寫中國人在世界創新長河中新的篇章。
【責任編輯】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