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一個尋常的舊式君王，就是像漢武朱元璋那樣的都未必能管的了這種事。但張海並不是這一類沒有特別依靠的傳統君王，在從文化宣傳到暴力機器的強壓之下，盡管不少地方上都在想著辦法通過遠親打擦邊球，但是毫無疑問：新朝從上到下的整個統治層曾經剛剛顯出一點兒苗頭的新利益集團形成的速度被大大的打壓了。加上同其他王朝並不相同的是第一代骨幹從起事的時候開始就有意選擇那些年少孤兒至少是沒有太龐大宗族背景的人，這些都導致新朝的新利益集團雖然還在形成之中，但規模卻遠遠小的多，僅僅如一些官僚一般體現在一般的商政“盟友”式的關係上，就是張海的第一個子女張慧蘭也並不例外。
張海沒有耽擱張慧蘭的婚事。在新朝十七年那年，小慧蘭剛滿十六歲的時候，在張海的安排下張慧蘭就與新朝最高學府火炬學院的一名從京學畢業四年的傑出年輕人陳征成婚了。對於這種“包辦婚姻”，雖然閑書上往往都描述的棒打鴛鴦一般，但即便是在家族主義的影響力衰退不少的新朝。對於父母安排的婚事，大多數傳統中國人還是選擇接受。就像張海前世的家鄉河北保定在新中國剛剛解放的時候雖然很多幹部受新文化熏陶多年，但是對於“父母之命”多半選擇遵從。基督教文化影響下的後世現代大多數國外也包括二戰戰敗後的日本在內，都已經確立了“個人為主”，“小家為重”的原則。自己的配偶和子女原則上重於父母乃至上一代人。可是在“三十而立”的中國，大多數情況下父母的恩情是僅僅認識幾個月到幾年的配偶根本無法相提並論的。“先救誰”這種問題也根本不會在這個未受西方化影響的時代存在，因為答案豪無疑問。
抱著底層出身的本能警惕，張海為張慧蘭所選擇的陳征並不是一個看起來完美無缺的“五好青年”，而是一個專注於經濟調查、哲學研究的學者者型青年，而在人際關係以及言談舉止方麵卻並不十分擅長的典型“中國式知識分子”。陳征當然也有優勢的一麵，那就是在文章方麵有這最典型的“新朝思維方式”，並且從文章上的文風上來看完全不像是一個內向的學者。
“壬午年轉眼間快要過去了。從前年到今年，陝西、河南、甚至浙江都是一連串的大旱，不少地方的蝗災水災也不消停。年景甚至可以說是新朝立朝以來最差的一年，不知道今年的經濟形勢大致如何。。。”通往中華書局的路上，張海與陳征獨自在一起的時候，稍稍談起了有關新朝十九年年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