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書屋
作者：周悅
“女書”在湖南省江永縣瀟水流域一帶的部分女性中流傳，既指女書文字，又指女書作品，有學者認為還應包括其吟唱。女書在20世紀80年代被譽為“一個驚人的發現”，激發了部分學者和公眾的濃厚興趣。
20世紀50年代，湖南邵陽的一個婦女被火車軋斷了一條腿。她爬到醫院，因說的話別人聽不懂、寫下的文字別人也看不懂，便被當做特務“請”到公安部門接受調查。她寫下的文字形如“螞蟻”、“蚊子”，不僅公安部門的鑒定人員聞所未聞，就連當時在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從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的張公瑾、陳其光等人也無法辨識。
女書作為一種書寫係統在世界範圍內都堪稱獨特。從《荷馬史詩》到《格薩爾王》，口頭傳承在世界各地大量存在，但這些來自民間的說唱藝術，鮮有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案例。在中國湖南江永縣的大山深處，一群沒有機會接受漢字教育的農家女，卻用獨有的女性文字記錄下流傳久遠的民歌、故事。不僅如此，她們還為自己作傳，書寫鄉村女性的個人史；創作結交老同書，尋找“靈魂”姐妹；製作精美的“三朝書”，向出嫁的姐妹表達最深切的祝福和思念。這些作品多為七言格律詩，偶有五言，不為閱讀或私藏而寫，而要同姐妹一起吟唱。女書文字、作品和吟唱構成了極具生活氣息的女書文化，令國內外學者深深著迷。
女書文字是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下文將女書文字稱為“女字”），在正史、方誌、族譜中未見記載，在出土文物上亦無蛛絲馬跡，僅在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中有如下記載：“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文字者，餘未之見。”
女字被當地人稱作“蚊形字”，字體修長圓潤，呈長菱形，右上角高，左下角低，筆畫有斜、弧、橫、豎、點。關於女字的起源，由於缺乏材料，學界尚無定論，至今仍是未解之謎。但在族屬和文字屬性方麵，有了較為一致的看法。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陳其光認為，女字記錄的是一種漢語方言，是通過對近600個漢字的改造而來。由於改造方法多樣，有些女字已看不出漢字原貌。作為漢字係文字，女字包含三個層次的變異：筆畫變異、結構變異、形體變異。這種文字的書寫有一定隨意性，有很多異體字。依據不同的女書材料和評價標準，學者對於女字字數得出的結論相差甚遠。陳其光認為，包括異體字在內，女字共有3000多個；日本文教大學教授遠藤織枝認為有300～400個字；清華大學教授趙麗明認為隻有100多個本字。
女字雖然是漢字變體字，但性質與漢字不同，是表音文字，用一個字符標記一組同音字。正是這種記錄語言的特殊手段，使女書處在文字發展史的特殊位置。
女字的“文房四寶”頗有特色。據說，舊時上江墟婦女多用“棍子筆”蘸著鍋灰在精致的布麵、毛邊紙、扇麵、絲帕上寫女書，分別叫做“三朝書”、“紙文”、“歌扇”、“帕書”，內容有原創性的賀三朝書、自傳訴苦歌、結交老同書；有記錄當地流傳久遠而又沒有漢字記載的口頭傳統——民歌、祭祀歌、兒歌、傳說等；還有改寫自漢文的作品，如《祝英台》、《羅氏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