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朱顯理決定與寨橋村解除代理協議，此時距離簽訂協議剛過去兩三個月。合夥人回憶道：“他跟我說，做不動。他覺得這個案子壓力大，不好做，想解除合同。就跟錢雲會說，都是老鄉嘛，能幫助就盡量幫，前麵的錢就不要了，40萬元全部退回去。但是錢雲會希望其繼續提供服務，他們覺得朱律師做事比較認真，錢雲會還介紹了好幾個鄰近村子的同類型案子讓朱律師來做。朱說：我這個案子都想解除了，還代理其他的案子？他沒接，但是也無償提供了一些法律幫助。”
“律師主動提出來不做的情況很少。一般錢都收了，誰不願意繼續做？誰願意退錢啊！但朱律師覺得這個案子不會有太好的結果，畢竟這種案子在全國很普遍，而且這個案子相對來說比較複雜，很難解決，賠償多少錢，也沒有明確的約定；第二個，代理這個案子之後，他經常出差，其他案子也沒空接了。既然是老鄉的案子，為了避免浪費精力，也對雙方都好，所以他主動提出要解除合同。”合夥人說。
按照合夥人的說法，錢雲會的極力挽留讓朱顯理決定繼續做下去，雙方的合同一直維持到2008年10月。此時，錢雲會因為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被公安機關依法逮捕。朱顯理的合夥人說：“村民當時覺得這個案子沒太大希望了，同時村裏也沒什麼錢，這次他們主動提出要解除合同，但村裏的公章已經沒有了，雙方於是達成了口頭協議。到2010年底，總共退還25萬元的代理費，等村民找到發票之後，再到司法局取回5萬元的稅款。其餘10萬元是朱律師前期的辦案經費。”
上訪者、中介與“無經驗”律師
錢雲會在北京期間，住在袁迪貴家附近的一座“矮矮的房子”裏，房租每月100元。朱小華描述錢雲會生活的艱苦：“那房子1米多高，裏麵隻有一張床，在屋裏連腰都直不起來。每天都是在外麵吃麵條或者喝粥，生活條件很差。”
錢雲會與袁家關係不錯，朱小華的記憶中，“錢雲會每天都會來我家串一次門”。除了上訪、去律所、在袁家串門，錢雲會幾乎都躲在屋裏，不敢去別的地方，怕被抓走。在朱小華眼裏，錢雲會是一個“不自私”的人。她講起錢雲會的一段敘述：錢任村長之後，樂清市的一個官員曾把他約出來，“給他找來了6個美女，讓他從中隨便挑，隻要錢雲會答應在土地協議上簽字，立馬給他個人100萬元”。錢雲會當然是拒絕。讓朱小華印象深刻的不止於此。寨橋村村委會很窮，“40萬元聽說是錢雲會跟村民借的高利息借款”。
除了隻身在北京要擔驚受怕、東躲西藏，錢雲會比較低的文化水平也成了他上訪的障礙。兩高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告訴記者，朱顯理曾經說過，錢雲會寫的上訪材料語句都不通順，作為代理律師的朱顯理首要的任務是幫錢雲會修改上訪材料。
花40萬元請人來寫上訪材料，似乎貴了一點。錢雲會和袁迪貴很快就發現朱顯理“收了錢，但根本就不辦事”。朱小華說，錢雲會還因為朱顯理什麼都不做，而埋怨過袁迪貴。袁迪貴也很不滿，據朱小華講，他曾跑到律所去，當麵要求朱顯理退錢，並且還跟朱顯理大吵過一架。兩個老鄉就此交惡，袁迪貴不斷打電話給朱顯理要他還錢，後來朱顯理看到是袁迪貴打來的電話就直接掛掉。寨橋村的村民和袁迪貴又找到老家的朱父，通過朱父，逼迫朱顯理退錢。朱小華說：“朱顯理一直說要還，但總是在拖，聽說他當時買了輛車，所以拖了很久才陸陸續續還了一點。”
兩高律師事務所也承認錢是一點一點陸續在還，不過該合夥人的解釋是：“村民打電話過來，有時候要2萬元，有時候要3萬元，要多少我們就打過去多少。錢打多了，他們還不放心，怕錢大銀的賬戶被凍結了。”到2010年12月，朱顯理先後退還了總計22萬元的費用。距離之前約定的25萬元還有3萬元待退還，但這時已經無法聯絡到錢大銀，合夥人說，上周五他親自給錢大銀打電話，始終無人接聽，發了短信也一直沒回。錢雲會的死讓這場代理人和律師之間的紛爭逐漸升級，北京市司法局介入，要求朱顯理盡快將40萬元費用全部退給寨橋村村民，盡管發票原件還沒有找到。在相關部門的幹預下，朱顯理將18萬元款項提存於北京市長安公證處。“律師的費用也全部退掉了，還包括稅金，總共賠了大概有十五六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