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老板是個中國人，他用漢語對阿龍說，一共50萬塞地。阿龍說不對，再怎麼數台麵上的空盤子也沒有那麼多。酒店老板說：“打包的還沒有算呢。”“打包？誰打包？”阿龍問。正說著，服務員上來，手裏提著幾個裝著盒飯的塑料袋，分別送到了這幫吃完了還要兜著走的加納白領手中。
第三關是麵子關。十四歲的時候，我從鄉下到首府配鏡，在友誼商店第一次見到活生生的老外，好奇之心引導我一直跟進他們，像一隻跟屁蟲。
我們混到黑人的隊伍裏，以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以為不會遭受歧視和白眼，沒想到這裏是走兩個極端，城裏的平民稱我們為大人，鄉裏的老百姓不把我們當人，特別是村裏的孩子們。隻要有一個人看見我們，他的身邊就會出現另一個孩子，慢慢地由一個孩子變成一群孩子，在兩三米開外的地方傻傻地看著，正好是動物圓裏看猴子的距離。
有一次我坐在車裏，我看見車子旁邊有一位頭上頂著一大筐麵包沿街叫賣的黑姑娘，不知何故麵包撒落一地。我一直驚歎加納勞動人民那頂天立地的脖子，喝的水，吃的米，燒的柴，用的鍋，割的菜，摘的果，好像沒有什麼東西不可以往脖子上放。這些滿大街頭頂東西的婦女兒童，個個像訓練有素的雜技演員，沒見有誰失手掉過東西。我發誓，在我離開加納之前，一定要看到有人失手掉東西，現在終於看到，不禁得意起來，心想，馬都有失前蹄的時候，更何況是人呢？
後來，克魯神秘兮兮地問我：“你知道那個姑娘為什麼會掉東西嗎？”
“為什麼？”我不知克魯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她看到車裏有白人了！她看上你們了！哈哈哈！”
去加納之前，我在南寧接待來自費城的西曼，一個到過加納的白人。
希曼說，加納人很愚蠢，開起車來不要命。每一天在路上，不時有陰溝裏翻車的場景出現。那些還能爬得起來的司機，隻要車還轉手腳還靈，馬上重整旗鼓，繼續狂飆。
希曼提醒我，不要隨便上黑人的車。那些裝滿黑人往鄉下趕的破車，常常是事故的起因。
我們看著那輛窗口有一個槍眼一樣窟窿的無牌照廢車目瞪口呆。納納說這輛車其實蠻好用的，隻是輪子經常出問題。這是什麼話？這等於是一個芭蕾舞演員說，我還能跳，隻是腳尖出了點毛病。等於是劉翔說，我還能跑，隻是跟腱有一點點疼。我把我的擔憂跟阿龍講了，阿龍說：“先看看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