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寫道：“死並非生的對立麵，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然而，這種永存往往是最殘酷的。
2010年5月14日晚，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一名21歲的安徽籍男員工從宿舍樓七樓墜地後身亡。據了解，這是富士康今年以來發生的“第九跳”。
富士康最初被人們所知是2008年8月的iPhone女孩事件。當時有一位英國消費者購買了iPhone手機後發現上麵有富士康裝配線上負責檢測的女孩照片。女孩的笑容非常燦爛。iPhone女孩成為富士康提升企業形象的“活廣告”。然而才不到兩年，為何跳樓悲劇接二連三發生呢？
迪爾凱姆是最早從社會角度分析自殺悲劇的學者之一。在《自殺論》中，迪爾凱姆認為，“每當社會機體發生重大調整時，不管是由於迅速的發展還是由於意外的災難，人都容易自殺”。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正經曆著隨著經濟迅速崛起而自殺率迅速攀升的時期。根據《南方周末》的報道，2008年，中國的自殺率大約是每10萬人中有12名自殺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自殺率每10萬人中少於10人的為低自殺率國家。這標誌著中國已經進入中高自殺率國家的行列。
因經濟持續低迷帶來的高自殺率也開始在工業化國家中蔓延。法國電信是歐洲第三大電信企業，但從2008年到2009年，共有35名員工自殺，還有13起自殺未遂事件。2010年年初至今，又有13名員工自殺。輿論認為，這與公司效益不好、大幅裁員有關。而韓國平均每天有35人自殺，自殺率位居工業化國家之首。2008年，韓國的自殺率是美國的2.5倍。2005年，美國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發現，在18歲至29歲的男性退伍軍人中，平均每10萬人中有44.99人自殺，而2007年升至56.77人。被稱作“經濟停滯的典型”的日本，12年來每年都有三萬多人自殺。從這點來說，快速發展的世界已經進入“高自殺率時代”。
此外，很多媒體都把“九連跳”看作是工會缺位的表現。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楊立雄的調查，深圳超過85%的打工者沒有參加工會，近90%的打工者表示沒有得到過工會組織的幫助。這樣，勞動者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其實這不僅僅是中國的現象，在過去的20年，工會勢力減弱已是全球不爭的事實。
《第一財經日報》注意到，在27個歐盟成員國中，僅八個小國家有超過半數的工會會員比例。以“團結工會”出名的波蘭，目前僅有大約14%的工會會員。而歐洲四強意、英、德、法的工會會員比例都低於30%，其中法國更是低於9%。歐洲的工會會員比例在2010年預計要降低到20%。美國工會會員比例也從1945年的36%降低到今天的12.5%。
這種工會組織缺位的直接表現就是對工資和休息時間的削減。據報道，富士康2010年將為蘋果生產2400萬部第四代iPhone。富士康能接到蘋果訂單，一個重要的法寶就是“成本控製”。其實早在2006年，富士康遭遇“血汗工廠”質疑時，蘋果的調查就發現，富士康員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超出35%，1/4的員工極有可能連續工作六天以上，屬於加班強度“過度”。
“九連跳”發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維特效應”(Werther Effect)，也叫模仿自殺效應。而維特效應與媒體的傳播有關。
1774年，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發表後，歐洲曾發生過模仿維特自殺的風潮。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斯通過對1947年到1968年之間美國自殺事件的統計發現，每次轟動性自殺新聞報道後的兩個月內，自殺的平均人數比平時多了58人；而在媒體報道了瑪麗蓮•；夢露的自殺新聞後，那一年全世界的自殺率增長了10%。
從這個角度看，媒體在報道時應該負起道德責任，不能為了引起轟動效應就刻意放大受害者的痛苦來作為新聞賣點。一個反麵的例子就是對“9.11墜樓者照片”的過度炒作。2001年9月11日上午8點46分，世貿中心遭遇恐怖襲擊。美聯社記者理查德•；德魯在9點41分捕捉到43歲廚師邁克爾•；羅蒙那哥從世貿中心北塔樓頂層墜落的畫麵，並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叫早》(The Morning Call)報上以整版大小的照片刊登。
如今，當我們探尋生命因何墜落這個問題的答案時，其實又回到了新聞傳播的本質，那就是應該通過報道公眾事件來推動相關各方去珍視生命的基本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