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招待會沒有開成，餘建強還是照朋友們提出建議，僅就被撤職一點，向法院行政廳提出投訴。這次，他決定真的打官司了，哪怕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
法院的同誌很熱情地接待了他，問他有什麼具體申訴。
坐在法院辦事人員辦公桌的前麵，餘建強不無憤慨地從頭至尾把事情說了一遍。人家聽完，表示很同情。可人家又說：“餘建強同誌，不是我們不接受你的案子，人民法院的大門是對任何人打開的。問題是，你的這個案子不同於一般，它不屬於法院所接受的案子範疇之內。因為，法院的案子不包括黨委機關處理的紀律案件，這還是歸黨內處理，不是我們的職責範圍之內。我們的工作是麵對社會，比如罰款、拘留之列的，你說對不對？”
餘建強失望地說：“那我這件事該怎麼辦呢？我說句不該說的話，黨內的事，法院能管什麼呢？”
法院的工作人員攤開雙手，說：“你的話有道理，可是我們真沒辦法，你隻能先回去等待。請你相信，你的材料我們會負責轉給紀檢部門的。”
忙了差不多兩天，又是一個回老家繼續等待！回老家等待？他們依然是采用踢球戰術，把他從五樓踢到四樓，從四樓踢到七樓，從七樓踢到五樓，從紀檢機關踢到組織部，從組織部踢到辦公廳。就這麼，把他踢來踢去，最後事情依然是不了了之。
餘建強已經知道了他們的戰術，再也不上他們的當了。這次，他和老伴抱定了決心：死纏爛打。因為，有個人答應幫他們。在北京糾纏了三天後，印道紅終於來了電話，說：“老餘，這幾天的活動還是有成效的，你的事高層已經知道了。最近有家報紙發了條消息，不知你看到了沒有？”
餘建強忙說：“什麼消息？”
印道紅說：“報紙上講，有位大領導去南方視察，在廟裏遇到一個小和尚，是個大學生。他很詫異，問他年紀輕輕的又是大學生為什麼出家了。小和尚說他看不慣當地那些腐敗現象，受不了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的氣。大領導做他的思想工作 ，說還是要往前看，要相信黨和政府會懲治腐敗的，主持正義的，希望他能還俗，為社會建設做出貢獻。現在這個小和尚已經還俗了，從事他所學的專業。你看這個例子怎麼樣？”
餘建強說：“你舉的這個例子很給我信心，我會照你的繼續去申訴的。隻是，我現在不知道怎麼去做了。”
印道紅說：“我已經到了北京，我建議你重新寫申訴信，把申訴的重點放在車禍出了人命這件事上。畢竟，人命關天，這是看得到的事情。明天上午八點，你在中南海西門等我，我帶你去拜訪一位大領導，能不能成，就看你的造化了。”
我要進行最後一次申訴！通完電話，餘建強要老板幫他準備好紙筆，開始寫他的202封申訴信：
各位領導同誌，今年六月，我向江北省省委書記喻國和同誌提供了兩個信息，說江北省省委樹立的廉政典型——海川市市委書記王金印是假的，他的兒子酒後開車軋死了人。車禍發生後，王金印曾經表示要重判。可實際上，他利用特權找相關的領導，替他兒子求情，以致判了刑的兒子在服刑期間當上了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戴著國徽領章執行任務，抓人。這種罪犯辦案的現象，即使是在舊社會也不多見，更何況我們這樣的新社會？
這位典型沒有進省委領導班子，回海川市後經常發牢騷。其語言之偏激，令人吃驚。我把這兩件事用舉報信的形式，向江北省省委書記喻國和同誌作了反映——不是向紀委和政法機關反映。結果，我遭遇了滅頭之災。我的反映被轉到個人手裏還沒向我這個原告調查之前，就定了我不能當黨員不能當國家幹部的框框。
我掌握了一定了證據和錄音，據法律權威人士講，錄音內容具有法律效應。但是，這些錄音在處理我之前就交到了組織上，並沒有做任何參考，也沒有任何調查。我所反映的問題，確確實實屬實，為什麼他們要指鹿為馬，讓我蒙受不白之冤？
自從我向省委領導反映海川市市委書記王金印是假典型之後，我就被強行帶上了分裂省委和誣告王金印的帽子，被開除了黨籍，被撤掉了職務。現在，我隻能繼續伸冤，直到問題被解決了為止。
寫完之後，餘建強又檢查了幾遍，直至滿意為止。然後，他按老套路，到外麵複印店複印好幾份，到時候好給交給領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