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減稅誤區
新視點
作者：高連奎
稅收是維持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所必須的代價。人們一直認為高稅收會增加人們的痛苦感，其實那些稅收最高的國家反而幸福感最高，這是因為高稅收可以帶來高保障，這樣人們可以用更多的時間用於休閑、娛樂和社交，大家也會互相信任、互相照顧，當然幸福度更高。隻有高稅收和高福利的國家，人們才會輕鬆擁有以上這些。蓋洛普健康組織曾對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進行了定期調查。根據各國的年度調查報告顯示，稅率最高的北歐國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人，丹麥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隨後是芬蘭、荷蘭和瑞典，而在低稅率的美國，人民反而不快樂，調查顯示，大約25%，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美國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約16%，差不多接近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將終生遭受抑鬱症的痛苦。跟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這些數字幾乎是最高的，是歐洲的兩倍，美國人每年花費大約800億美元治療抑鬱症。可見，高稅率高保障給人帶來的是快樂；而低稅收、低保障帶來的隻是痛苦。
近年，又開始流行一個說法，那就是福利國家讓政府欠債，這也不符合現實，福利國家不僅沒有欠債，反而是債務水平最低的，高福利國家的債務水平不僅遠低於美國、日本，甚至比中國更低，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低的。比如，瑞典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約為30%左右，財政赤字不超過1%。而挪威不僅沒有赤字，反而有大量的盈餘。新加坡也是這樣，不僅沒有一點的債務，而且每年還向民眾分紅。
這背後的原因是因為高福利國家一般經濟都非常繁榮，而且非常的穩定，國內需求旺盛而穩定，經濟危機對其基本沒有衝擊作用，因此政府也沒理由欠債，而大家所熟悉的南歐四國，其實他們都不是高福利國家，比如，希臘的福利支出水平都不及歐盟的平均水平，更是遠低於高福利的北歐。
總之，經過我們的考察和研究之後，認為社會對福利的投資不僅不會成為經濟的負擔，反而成為經濟繁榮的基礎，福利社會不僅不會讓人變得懶惰，反而會讓人變得勤快，福利社會不僅不是經濟發達的產物，相反卻是最先在落後國家興起，福利社會不僅不會讓政府欠債，反而因為經濟的穩定繁榮讓政府出現財政盈餘，福利國家不僅不會限製自由，反而創造了積極的自由，不僅不會有痛苦感，反而更輕鬆和幸福。
現代社會實行所謂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為社會越發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務就越多，而這些問題其實就從來沒有逃脫經濟學的研究範疇，在製度經濟學中，這屬於私人財富暴增導致的“公共貧困”問題，早就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現代化導致公共服務需求在增加，汽車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來越多，清潔工就需要增加，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保障防範社會風險的機製就必須越來越完善。如果前者增加，後者而不成比例的增加，就必然會造成社會的紊亂，新製度經濟學將這種矛盾總結為：“私人富足和公共汙穢”。
社會越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就越多，這是無法逃避的選擇。除了公務員、教師、市政清潔等常規支出外，財政收入主要用於扶持新興產業和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建設，如果削減的話，也隻能是這三個方麵，而這方麵的削減一般會導致三方麵的危害：新興產業得不到扶持，經濟發展沒有後勁；貧富分化嚴重，窮人無錢消費，最終消費不足，產能過剩；財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裏，投機橫行，經濟泡沫嚴重，最終爆發金融危機。這種政策之所以被稱為巫毒經濟學，而不僅僅是毒品經濟學，這是因為盡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經濟政策，但是民眾仍然像著了魔一樣對這些騙子進行英雄般的歡呼。所謂巫毒經濟學，主要是指起源於裏根時代的“減稅+赤字+借債”的經濟政策，而當前美國所承受的國債危機、財政懸崖等一係列問題都來源於此。
事實證明，“小政府”國家都遭到了失敗，而實行大政府的都取得了成功，美國政府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應對全球化的決策中走錯了方向，他們沒有對教育、科技和基礎建設加大投資，而是削減政府開支、減少稅收。30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本國經濟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現代化經濟和勞動力所需的必要投資。富人得益於大規模減稅，利用財富捆綁了權力，帶來了更多的社會不公。
而在北歐，北歐國家利用高收稅資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務，成功地營造了經濟繁榮、社會公正。這是今天全球化經濟保持良好狀態的關鍵。
在這裏筆者要提出“社會危機”的概念，中國雖然不麵臨經濟危機，但麵臨巨大的社會危機，而這種社會危機就是由於私人財富暴增的同時，公共服務沒有成比例增加造成的。如果說經濟危機往往是由於私人產品供給過剩造成的，那麼社會危機往往是因為公共產品供給不足造成的，這種供給不足既包含看得到的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也包含看不到的公共製度的不足，可以統稱為“公共貧困”。現在大家常見的食品不安全，公共環境差，社會治安不好，公眾道德滑坡等都是社會危機，要解決這些危機就需要加大社會公共產品的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