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廣州幫（珠江三角州各縣）和潮州幫（潮州、海陽、澄海、饒平、大埔縣）的商人
始於明嘉靖，鼎盛於清乾隆，衰落於民國
主營：航海業，成立“十三行”
借地生財膽大務實擅長貿易善於投機
明朝著名理財家丘濬
丘濬，字仲深，號深庵，瓊州（今廣東瓊山）人，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是明朝著名理財家。
丘濬處在明王朝從全盛走向衰落的時代，當時土地兼並日益加劇，土地集中達到很高的程度，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也逐漸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他的理財思想集中表現在以下六種思想。
富民思想
丘伈認為，物質財富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必須滿足人們對財富的欲望。他從“藏富於民”的儒家傳統思想出發，認為雖然“天生眾民，有貧有富”（《大學衍義補·市糴之令》），但富民的存在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需要，貧民要“賴以舉貸”（《蕃民之生》），而且“國家亦將賴焉”（《經製之義》），所以，他反對“奪富與貧”。他所要保護的富民，除有田的富民外，還包括“乘時貴賤”、“居貨待價”的商人。
製田思想
丘伈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配丁田法”，其基本內容有：
（1）規定每丁可占田1頃，取得田地的途徑是購買；
（2）對已占田1頃以上的，使“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製民之產》），唯限製其將來，不許再行購買田地。
工商思想
丘伈認為“市者，商賈之事”（《市糴之令》），應該聽任民間經營，國家不應與商賈爭利。主張盡量擴大商人的活動領域，海運漕糧的船可裝載部分私貨，聽任民間開展海外貿易。他反對“重商稅以致困辱”（《征榷之課》）商人的政策，主張對鹽販商人隻收少許的鹽引“工墨錢”，對酒、麵、醋的加工販賣則一概免稅。他認為富商就是富國，他說：“貧吾民也，富也吾民也，被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市糴之令》）。他的這些思想和主張，對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是有積極意義的。
價值思想
丘伈說：“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於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不可乎？！（《銅楮之幣》）”這裏的“物”是指勞動生產物，物之“用”，是指物的使用價值，這裏的“價值”，決定“功力”的深淺，是指與勞動有關的價值，即價值的大小與耗費的勞動時間多少有關。丘伈的價值思想，是一個重要發現，他比西方最早接觸勞動價值觀點的資產階級思想家要早100多年。
理財思想
丘伈說：“理財者，乃為民而理，理民之財爾”。認為為民理財比為國理財更重要。他說的為民理財有三點內容：
（1）發展生產，為民有財；
（2）取民之財要合理；
（3）反對將國家財政“專用之以奉一人”（《總論理財之道上》）。
貿易思想
丘伈反對閉關自守，主張海外貿易：
（1）中國的商品固然能自給自足，但外國卻需要中國的商品，因而海上走私不斷，如強之以法不惟無益，反而有害，不如開海禁進行對外貿易；
（2）日本海盜雖“累為沿海之害”，但暹羅、爪哇等國卻同中國友好通商，隻要禁止同日本貿易，開海禁不致招惹邊患；
（3）為讓民間從事海上貿易，官府征稅，對國家財政收入亦有所補益。
丘伈的這些理財思想，不僅當時影響深遠，就是如今也有很大的實用價值。
玩弄權術致富的官商潘啟
潘啟，廣州人，清朝“同文行”老板。
清政府為了與洋人進行貿易，在廣東成立了一個壟斷性的專門機構，叫“十三行”。“十三行”裏有個“同文行”，“同文行”老板叫潘啟，是個善於利用清政府官銜而玩弄權術致富的官商。
潘啟玩弄權術有四招：
其一，捐輸。
清政府有個捐官製度，就是商人隻要向清政府捐錢捐物，就可以獲得清政府封賜官銜。潘啟就利用這個製度，為自己謀取官銜，有了官銜，就可以借助權力為自己的商業開路，權錢交易，當然能發大財。於是，潘啟就將貿易賺得的錢，拿出一部分向清政府捐輸，就得到“蒙旨賞加三品頂戴，誥封通議大夫”的頭銜。嘉慶六年（1810年），潘啟又借華北風雨為災的名義，再一次捐輸白銀10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