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方式是，在死後把錢留給公共事業，這也是一種處理財富的方式，隻要財富的擁有者樂意等到他死後，而不是在世時就分配他的財富。但許多遺產遺贈的結果不盡人意，捐贈者的意願都沒有得到實現。在很多案例中，立遺囑的人指定的捐贈對象都沒有得到捐贈，還有一些案例是他們真正的意願受到了阻撓。許多案例中的捐贈，最後隻是成為了證明捐贈者愚蠢的紀念。我們必須記住這點：隻有具備一定的經驗和能力，才能合理地分配財富，真正做到對社會有益。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公正地說，對於那些做了等於沒做，或者隻是在死後才留下財富的人，社會並不會對他們表示感謝。人們認為，這些人以這種方式留下巨額財產，隻是因為他們不能把錢帶進棺材，否則，他們就不會留下這些財產。他們無法得到人們的感激和紀念，因為他們的遺贈並不是恩惠，看來也得不到人們的祝福。
國家對死後的遺產征收越來越多的稅，表明公眾的觀念正在發生有益的變化。賓夕法尼亞州聽從民意，對該州公民死後的財產征收十分之一的遺產稅。不久前，英國議會提交預算，計劃提高遺產稅，更重要的是，這項新的稅收政策將采取分級製。在所有形式的稅收中，這一項看來是最明智的。那些一生都在積累巨額財富的人們應該意識到，社會應該有權適當享用他們的財富，這些財富正是取之於社會，因此也該用之於社會的公共事業。賓夕法尼亞州對富人死後遺留的財產征收重稅，表明了該州對於自私的百萬富翁們毫無價值的生活方式的譴責。
國家也該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這是民心所向。事實上，要限製富人的財富，決定他死後的遺產應該有多少份額被用於公共事業，是一件困難的事。因此，我們應該製定分等級的遺產稅製度，留給繼承人適當的財產，之後剩餘的財富數量越多，稅收就越高，直到這些百萬富翁囤積的財富，像（威尼斯商人裏的）夏洛克說的那樣，至少“其餘的半數沒入公庫”。
這項政策能有效地鼓勵富人，在有生之年好好地經營自己的財富，這正是社會一直以來的目的所在，而最終的受益者則是人民。我們無須擔心這項政策會動搖商業的根基，打擊人類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因為很多人的目標就是留下巨額財產，在死後還能成為他人的話題，對他們而言，這項政策可以使他們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而且，從他們的巨額財產中上交一部分給國家，這確實是一個更加高貴的目標。
最後還有一種支配巨額財產的方式。這種方式可以真正解決暫時的財富分配不公正的問題，調和富人與窮人的關係——形成一個和諧、理想的時代。
這個時代隻是要求在現有條件下進一步演化，而不是完全顛覆我們的文明社會。這樣的時代會建立在當今強烈的個人主義基礎上，人類預計會根據需要來實踐這種新的方式。在這種方式的影響下，我們將擁有一個理想化的國家，少數人擁有的多餘的財富會確實成為許多人的財富。因為在有效的管理下，比起給每人分發一小筆錢財，這筆錢經過少數人的經營，可以在人類進步方麵發揮更大的作用。即使是最窮的人們也能看清這點。他們同意下列觀點：從富人手中聚集起來的財富應該用於公共事業，這樣所有人民才能從中得益，這比每年發一小筆錢給所有人更具價值。
舉個例子，讓我們思考一下，如果紐約人沒有投資成立庫珀學院，為了大眾的利益，庫珀先生一生都把錢以工資形式平分給他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我們能夠得出一些猜測，從財富積累法則中找到人類進步的可能性。如果這筆錢被用來分發給群眾的話，也許會被他們揮霍浪費掉，無法充分發揮作用，無法為人類發展作出任何貢獻。這樣的結果，根本不能與庫珀學院培養出的一代代人才相提並論。那些擁護暴力或徹底改革的人們必須好好考慮這一問題。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蒂爾登先生捐贈了500萬美元，在紐約建立了免費的公共圖書館，但是也許有人忍不住會說，如果蒂爾登先生晚年能致力於管理他的巨額財富，那麼就不會發生任何法律或者其他問題，拖延或幹擾他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是無論如何，蒂爾登先生最終用自己的財富，為這個城市建立了一座寶貴的公共圖書館，這個包含了世界各地書籍的寶庫，將永遠免費對世人開放。想想這對於曼哈頓島周圍的居民能有多少好處吧，這樣永久的好處難道比不上把幾百萬分發給群眾嗎？
貧窮和受到製約，可能成為我們人生的機遇，我們的眼界被限製，我們自認為完美的工作大部分都不完美，不過富人們都該感激這難得的福分。他們有能力投身於公益事業，帶給群眾持續的好處，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因此更加有意義。
如今，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可能不再是效仿托爾斯泰伯爵筆下的基督，而是要順應已經變化的環境，采取合適的方法來弘揚這種精神。我們依然為了社會而辛勤勞動，因為這正是他一生的精神和教誨，但是我們要以另一種方式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