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時代的徽商已形成一個獨具特色的群體，在市場經濟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明清時期傳統徽商的傑出成就，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和發揚。在某種意義上講，“儒商相濟”依然是當代大多數徽商的共性，但其中的“儒”，已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今日的徽商，將在繼往開來的傳承與開拓中，不斷續寫更為璀璨的傳奇新篇！
自明朝中葉以來，徽商長期被稱為“儒商”。崛起於改革開放後的當代徽商，對“儒文化”的傳統底蘊，既有明顯的傳承，又有在本質上的超越。“儒”的內涵和精神，在“新徽商”身上，實現了與時俱進的重塑。
從江春、鮑漱芳、胡雪岩等傳統徽商，到以史玉柱、張近東等為代表的當代徽商，都非常重視自身的文化修養，這與他們的商業成就相得益彰。在中國曆史上，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也是我國曆史上興辦私學、讓文化在民間普及的第一人；數千年來，“儒”基本可以作為“文化”的代名詞，即使法家、道家或兵家等其他流派的學者，也可以被冠以“儒雅”之稱。
當代徽商大都依然樂於以“儒商”自居，但就整體而言，他們的文化底蘊遠遠超出了狹義的“儒家”，而是廣泛吸取古今中外的各種知識，在思想上也呈現出多元化。至此，“儒”的概念，也延展到更為廣闊的範疇，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以專業知識作為核心資本的商人，如比爾·蓋茨、巴菲特、盛田昭夫、韋爾奇、喬布斯等，都可以被稱為“儒商”。
古代的、狹義的“儒”，一方麵講道德、重仁義，富則兼濟天下；另一方麵又有著深厚的“權力依附情結”，紅頂商人的頭銜乃至棄賈入仕的道路，是所有傳統“儒商”（不隻是徽商）的最終奮鬥目標。隻不過，在所有傳統商幫中，徽商“賈而好儒”的特點最為明顯，文化層次最高，與封建體製也更易相溶，因此在曆代紅頂商人之中，徽商都至少占據半壁江山。
平心而論，這樣的傳統，對於當代商人而言，不是營養，而是毒素和包袱。以德經商的習慣，不一定要從儒家的禮教中養成，但商人依附於官本位的權力，則無疑是一種不正當競爭，甚至會造成市場環境的嚴重惡化、失衡。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這些昔日“儒商”最負麵的文化，已經被絕大多數事業有成的新徽商全麵揚棄。或者說，自改革開放之後，“官本位”的價值壟斷逐漸瓦解，法製漸趨完善，讓合法經營得到充分的保障，為此，商人無需再付出高昂的成本尋求官方的保護傘。此外，反對官商交易、反腐倡廉，也成為市場經濟下商業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儒者風範、重視行業道德的當代徽商，大都在這個方麵，做出了很好的表率——這與誠信經商、竭誠服務於消費者等最為傳統的商業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為表裏、不可分割的。
此外，在當今“知識經濟”的時代，絕大多數事業有成的新徽商，都善於不斷充實和更新自己的知識，力求讓自己與最前沿的科技文化保持同步，甚至超前於時代。改革開放初期一度大紅大紫的嚴宏昌和年廣久，他們之所以未能建立像巨人集團、蘇寧電器、比亞迪汽車等持續發展至今的商業品牌，甚至不得不從商界淡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欠缺，特別是缺乏高新技術和現代企業的管理思想。而更為年輕的新一代徽商，則充分吸取了他們的教訓。進入21世紀以後，國內市場進入了微利時代，跑馬圈地式的粗放經營已經成為一條死路，幾乎所有成功的商人，都必須是“知本家”，通過豐富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創新，在產品質量和管理等方麵，做好每一個細節，並以細節決定競爭的成敗。而很多成就斐然的當代徽商，大都是“知本家”的傑出楷模。
昔日的傳統徽商，多從事鹽、茶、糧、副食品等行業，不是壟斷性行業，就是土特產或家傳手藝。他們的“儒”（文化素養），並不能直接創造商業利潤，而是一種自抬身價、混跡於“上流社會”的敲門磚，甚至是一種“派頭”，一種奢靡而不務實的習氣（例如“揚州二馬”的叢書樓、胡雪岩的豪宅等）。而當代徽商，則極少有人繼續從事這些傳統行業，更多從事高科技產業、文化產業和新興的服務產業。新時代徽商所集中體現的“儒”（知本），大都充分體現了新的潮流，以及市場經濟下優秀文化的前進方向。
至今，新時代的徽商，依然被社會各界譽為“儒商”——他們不但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更是時代精神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