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主要特征
根據對中華五千年管理文化的梳理和提煉，我們從管理心理學研究的角度概括出中國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五個基本特征，它們分別是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以和為貴、無為而治、中庸之道。以下將分別對它們進行概述。
（一）以人為本
中國的管理文化一直很重視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最古老的典籍《尚書》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此後的很多典籍都反映了“人貴論”的思想。例如，《孝經》載：“天地之性，人為貴。”《黃帝內經》雲：“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著名的軍事家孫臏說：“間於天地，莫貴於人。”清代的傳統思想集大成者王夫之也說：“天地之生，人為貴。”應該說，中國傳統管理文化中的“人貴論”是人們在對天人關係的自覺反思後形成的。原始社會時期，由於生產力極其落後，人們的認識水平也極為低下，他們對自然現象無法理解，這種根源於對外在自然的敬畏和適應生存而產生的崇尚自然的意識和心態，作為一種曆史沉澱滲入到了中華民族的意識深層，夏、商、周三代對此既有承襲又有發展。周人從殷商的滅亡中得到教訓，由注重外求轉為貴於內求轉化，強調發揮人的力量，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這一思想把天命、君權和民意有效地結合了起來。周人認為，君主的權力來自天命，但是天神並不是盲目把統治疆土臣民的權力賦予君主的，必須根據君主敬德保民的條件，經過審慎的選擇而後決定的。《尚書·多方》載：“天惟時求民主。”這是說天神時刻都在尋求適合做人民君主的人，《偽古文尚書·泰勢》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說明天意即民意，順從天意也就是順從民意。因此，君主必須戒懼警惕，忠於職守，力求做好敬德保民工作。否則，就隨時都有可能因違反民意而被天神取消權力。後來周人把這個思想提煉為一句政治格言：“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一思想不斷地得以繼承和發展，構成了中國傳統管理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對中國幾千年的專製主義政治文化起到了一種約束作用。
周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還反映了人們對於作為群體的人類在與宇宙自然抗爭中所具有的價值與潛能的發現與肯定，強調人要自愛、自立、自強、自我超越。《易傳》中就載有君子應效天之德而自強不息的思想，“象·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人的這一思想在中國傳統管理文化的主流意識儒家思想中得到了很大的發揮。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者，人也。”這反映了孔子對人的重視和人具有共同道德人格的充分肯定，因此，他弘揚了人在管理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表現了對人的內在超越能力的充分肯定，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通過“修己”，可以“安人”、“安百姓”。這種以人為本的精神促使儒家在同時麵對人與物的管理時注重人為的力量，強調人在精神上的內省和自我超越，認為人可以通過內省本心、擴充善心達到知天命的境界。中國管理文化中鮮明的人為意識滲透到中國人的心理深處，使得他們具有一種強烈的創業意識，能及時抓住機會，麵對複雜的環境處變不驚、銳意進取，這一精神對推動整個民族管理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儒家盡心知性知天的管理意識也有其不良的影響。由於過分強調以內聖馭外王，誇大心性的作用，致使管理中忽視外界客觀自然規律的作用，過分相信人的主觀能動性，空談心性，輕視實踐，而且，傳統管理思想中人為的管理意識主要以道德規範上的自我約束為主要表現方式，忽視了人的感性需求，對張揚個性和創新能力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負麵影響。
從另一方麵來看，儒家“修己以安人”的管理模式體現了一種以人為核心的管理宗旨，而這個人的概念指的是群體中的個人，其基本原則就是以個體的自我管理來實現社會的群體管理，個人要服從社會群體、為社會作貢獻。具體表現在管理目標上就是以仁為己任，以平治天下，博施濟眾。在公義與私利的關係上，是以義為上，主張以義節利，見利思義，不以其道得之不取，在義與生命不可兼得時，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儒家重視群體的管理觀念奠定了中國傳統管理心理思想重群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形成東方人本主義的主要特色。這一思想流傳下來，對很多東方文化的企業管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集體主義的儒家文化背景與西方管理方法的有效結合正是日本管理的成功所在。在中國的現代管理中，如何對待組織中個人利益和企業利益之間的關係，這是個比較棘手的問題。我們必須承認，它帶來的作用是兩方麵的。一方麵，它有利於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通過必要的心靈組合和溝通，形成一種群體結構，從而產生一種巨大的群體凝聚力，這對於維護整個組織的利益有很大的益處；另一方麵，在企業中常常存在著個人目標和企業整體目標不完全一致的現象。在講求個人利益、個人自由至上的西方企業中，主要通過市場經濟體製，利用各種手段和製度加強管理，以調節個人利益和組織利益的平衡。而中國企業解決這一矛盾的傳統做法是教育員工要重義輕利，以企業整體利益為重，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必要時甚至犧牲個人利益。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公平高於效率，社會成員之間貧富差距不大，人們並沒有很強的追求個人發展和利益的動機。這種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教育很容易為人們所認同。在中國的市場經濟體製中，社會成員的貧富差距顯示出來，人們關注個人利益的程度越來越高，因而，如何更好地把集體主義的價值觀與個人的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應該成為現代企業管理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以德為先
以德為先是中國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根本目標和原則。它淵源於周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克殷後，總結曆代興亡的教訓，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把政治和道德緊密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記載。《尚書·立政》中對領導者應具備的“九德”提出了要求，即所謂“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強，簡而廉，綱而塞，強而義。”《詩·大雅·丞民》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指民眾的本性是喜愛有德之人。《禮記·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上古時代尚德的思想對後世的管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曆代的賢人誌士，大多都把賢人政治，以德治國作為實現天人合一，到達理想王國的根本途徑。正如孔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中國古代管理文化中德的思想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相對於曆史上影響較大的其他兩個學派道家和佛教，儒家在這方麵的論述最為豐富，也最切合社會實際。從個體心理思想的角度來審視，儒家德的思想體係首先是一種為己之道。“為己”意味著在仁的內在要求下塑造自己、管理自己，主要是指道德品性上的自我完善與自我實現，這種個體心理上對仁的自覺追求正是管理活動存在的前提。在儒家的觀念中，仁和禮是相輔相成、水乳交融的。一方麵，仁對禮具有導向作用，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另一方麵，禮對仁有輔助作用，所謂“克己複禮為仁”，“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因此，“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孔子的原始儒學中，仁和禮表現為眾多的道德品性，涉及“孝悌”、“義”、“智”、“勇”、“忠”、“信”、“剛、毅、木、訥”、“恭、寬、信、敏、惠”等諸多的道德範疇。在後來的正統儒學中，它演變為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原則。
從群體心理的角度來看，儒家德的思想還是一種安人之道。《論語·憲問》中寫道：“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指的是道德上的自我修養，安人則是指整體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眼裏的君子不僅要具有自我管理的自覺性，而且要擁有管理社會、安撫群體的責任和願望。因此，孔子又從群體的角度為管理提出了要求和規範。“仁者愛人”表明了對人的重視和關懷，不僅要將自己當做人，以仁的道德準則來要求自己，還應該將他人當作人，給予關懷愛護。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而，孔子所提倡的愛人與墨家無差等的兼愛不同，它是以禮為基礎的。就是說，仁的內在實質必須和禮的外在規範相結合，不僅要將仁愛的精神施加於人類群體，而且要以禮來規範他們，這就決定了愛的差等性。為維護封建宗法社會的秩序，孔子提倡的有差等的愛由親親和尊尊推廣開來，具體涉及個人、家庭和社會中的種種關係。
從領導心理的角度來審視，這樣的安人之道表現在國家管理上便是“為政以德”。首先，“為政以德”要求領導者要加強自身修養，正如孔子所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次，“為政以德”要求領導者“舉賢才”，甚至要“破格用賢”，再次，“為政以德”還要對百姓實施道德教化。《論語·為政》寫道：“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顯然，孔子提倡的管理方法是從道德上來引導和教化百姓，使他們具有仁的內在要求，同時，又要以禮作為治國的控製手段。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以農業自然經濟為主、以宗法家庭為核心的社會，為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孔子所提倡的“禮治”其實就是要通過禮明尊卑、別貴賤，讓人們各守其分，各盡其職，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通過仁與禮對人在內部修身和外部製約上的交互作用，使仁的實質和禮的形式有機結合，讓人們在行禮的過程中逐漸培養內在道德，使禮成為人的自覺行為，沒有被約束的感覺，達到他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孔子修己安人的思想在道家文獻《莊子·天下篇》中被稱為內聖外王之道而賦予很高的評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所欲焉以自為方。”孔子這種內有聖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的管理理念為後世儒家所標榜，成為儒家一貫奉行的人格理想和實施王道政治的經世路向。
中國傳統管理文化重德的思想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整個社會的管理方式產生了統整調節和潛移默化的作用，在我國民族的長期發展中起著穩定秩序、促進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使我們成為聞名世界的禮儀之邦。在商品經濟日益發達的現代競爭社會中，經營管理中的道德問題越來越得到國內外學者和企業家的重視。西方一些國家都成立專門的經營倫理學會，集中研究當前企業經營領域出現的道德問題。在我們看來，現代化的社會是充滿競爭的社會，也是物質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因而，企業的發展必須以良好的商業道德為前提。在企業成功的諸多因素中，管理者自身素質的修養和管理風格、企業價值觀以及企業產品與經營中的信譽都離不開道德的約束和規範。儒家管理心理思想中至誠守信、見利思義的思想應成為企業行為的重要準則。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任何企業都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激烈的競爭固然不可避免，競爭中的合作才是最終目標。這也需要人們從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敬業精神中汲取養料，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擔負起社會責任。這樣才能使小的企業與大的社會協調發展，共同進步。
中國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中道德至上的傳統也有其負麵的影響，首先，與西方以個體自我為中心的人本主義相比，中國傳統管理文化中的人本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基於道德基礎之上的群體人本主義，表現在對人的管理上是以個體道德人格和整個社會道德秩序的形成為終極目標，而忽視了個人在其個性、創新力等其他方麵的需要和發展。其次，中國傳統管理心理思想把人的道德心性修養作為實現平天下理想的根本途徑，這種傾向致使管理中重視道德的力量，忽視法製的力量，形成了中國管理中人治的現象，這一影響至今還在中國現代的管理中發揮著消極的作用。再次，從人類管理科學的發展來審視，中國傳統管理心理思想中的片麵誇大道德作用的傳統，使得管理上存在著一種道德可以代表一切知識的傾向，忽視了人在管理技術上的探求，從而抑製了管理中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發展，影響了中國管理的現代化進程。
（三）以和為貴
在中國傳統管理文化中，“中和”、“中庸”、“和為貴”的思想在本質上是相互聯係的，體現了古人對和諧的管理機製的追求。“中”的思想由來已久，《尚書》中存有記載。“和”的觀念產生較“中”晚，在《國語·鄭語》中，“和”反映物質世界的一種狀況，在《左傳》中，“和”是指五味調和、八音和諧之意，在《國語·周語》和《周禮·大司徒》中，“和”是協和、和睦的意思，具有倫理道德的意義。在《中庸》中，則將“中”與“和”合起來形成了“中和”的概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對於管理國家特別強調“以和為貴”。他說：“禮之用，和為貴。”“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則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認為：“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漢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釋“中和”說：“中者天地之所始終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大於中。”“能與中和理天下者，其德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朱熹則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說：“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