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藏室裏打破最僵的僵局
在中方多次斡旋下，英國終於同意於6月13日“聽取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專家的情況介紹”。會議甫一開始，戴維斯即生硬聲明，英方參會的目的僅是聽取中方介紹，不會進行討論。在趙大使介紹完有關情況後，戴維斯又指中方未能提供詳細、全麵和明確的信息，表示遺憾。
於是會議在雙方互表“遺憾”中結束。
談判陷入僵局。這就是我16日接到王英凡副部長電話時的背景，此時距中央下達命令已經一月有餘，距離香港回歸不到半個月。在一周的時間內完成先頭部隊議題談判是中央賦予的使命，是形勢的迫切要求，也將是我跑完香港回歸大業最後一程接力棒過程中最難過的一道坎。
我心裏思忖，難雖難，但是天時地利人和，有利因素還是不少的。首先，天助我也，中央直接關注，回歸又在即，英國政府新首腦可能有新的政治期待；其次，開談的地點在香港，離北京近，離駐港部隊更近；再次，聯合聯絡小組防務與治安專家小組裏的人知己知彼，中方專家個個給力且配合默契。雖然時間急迫，但我絕不能在英國人麵前顯露著急，要深藏不露，又一往無前。
1997年6月20日，雙方繼續開會，上午仍未取得突破。時間不允許再在原地踏步了，中方專家組邊吃午飯邊開內部碰頭會，決定下午改換戰術，化被動為主動，用強硬姿態打造一個互求局麵，打消英方不切實際的幻想。
下午會議開始後，中方專家、總參謀部駐軍辦副主任周振遠大校首先“發炮”：請問，7月1日零時以後，搭載英軍官兵的兵艦、飛機將如何離開中國的領海、領空？如果沒有中方合作，貴國為“體麵撤退”所作的努力都將前功盡棄。可以想像的例子很多，例如7月1日零時以後，剛上崗的香港特區邊檢部門可以不給予便利安排，而是非常認真、嚴格地對每一位英國官兵包括他們攜帶的行李、武器都進行“排隊例行檢查”；又例如搭載著貴國查爾斯王子和末代港督的“不列顛尼亞號”皇家遊輪和“漆鹹號”兵艦將不得不按中國軍方的指示，把所有艦麵的武器都套上炮衣、槍衣，才能駛離中國香港水域，在全世界的聚光燈下，那將會是怎樣的場麵？周大校在發言結尾時說：“我真心希望中英雙方實現互惠互利，而不是兩敗俱傷！”
周大校說的是大實話，因為一旦上述描述成為現實，不僅對於英方是可怕的，對於中方也將是沉重的，等於向全世界表明，多年來的外交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決曆史遺留國際爭端的範例都將功虧一簣。
英方代表包雅倫生氣或激動的時候，臉會漲得通紅，但他相當有外交風度，從來不會在談判現場發火或拍桌子。他沉吟了一會兒，始終沒有作出直接回應。
不知不覺中，又過去了一個下午。在走廊朦朧的燈光下不歡而散的時候，我和包雅倫不約而同地走在了代表團的最後。我猜想，此刻我倆的第六感覺一致，走到樓梯口時，互相對視了一下，收住腳步。
“我們兩個人再談談吧？”包雅倫輕聲用英語試探地問道。
我點點頭。我倆就又向回走，看到談判大廳裏工作人員正在收拾桌上的文具、茶杯、話筒什麼的，我們就沒往裏走，卻發現旁邊有一個空著的小房間，兩人就進去了。這是一個堆放雜物的儲藏室，三四平方米大小，有一張條凳。我倆把門虛掩，同坐在條凳上，沒有燈光，沒有譯員，誰也看不清誰的麵容，但彼此卻能感知對方的存在和氣息，當然，更感到自己肩負的使命。
包雅倫直截了當問我，中方還能作哪些鬆動？
由於每天都和北京保持頻繁聯絡，我胸有成竹，略加思索後回答，為爭取英方的合作，中方可以再作出兩個重要讓步：第一，可以放棄開進位於九龍鬧市區的槍會山軍營，但港島的英軍總部和港島南的赤柱軍營一定要進；第二，可以再調減些先頭部隊的人數，具體數字我沒透露。最後，我用誠懇、嚴肅的語氣說：“前提是英方也必須持靈活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