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我的希望讓我有繼續的力量；
他們是未來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樣。
——李宗盛《希望》1993年。
64歲的“天下第一莊”莊主禹作敏盤腿坐在他那張碩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這是1993年3月的某個傍晚。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個驚天大漩渦之中。
在過去的兩年裏，禹作敏一直春風得意。他領導的大邱莊由一個華北鹽堿地上的討飯村變成為全國最富有的村莊，《紐約時報》報道說：“大邱莊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公司。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一百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大邱莊成為中國民間經濟迅猛成長的一個標誌，所有來這裏參觀的人們都會驚歎於它的整潔與富有，小小的村莊由一排排紅磚灰瓦的平房構成，其間柏油馬路交織在一起，路修得極好，路邊立著隻有大城市裏才有的那種華燈，村子中心還有16棟造型別致的別墅群，其外形模樣跟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別墅群中最顯眼的那一棟，他每天盤腿坐在大炕上，等待來自四麵八方的人們的“朝拜”，他不僅是一個精明的商人，同時更是一個百年一出的農民語言大師，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被他的如珠妙語傾倒。作為大邱莊奇跡的締造者，他的聲望到達了頂點。到1992年南巡之後，大邱莊抓住經濟複蘇的機遇，在鋼材上狠狠賺了一大筆錢，全國媒體掀起了一個報道大邱莊的熱潮，禹作敏已儼然成為“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經濟日報》上撰文“春節寄語”，他寫到：“大邱莊最大的貢獻，是給中國農民長了臉。”
然而，便也是在聲望到達頂峰的時候，這位極有智慧的“人精”突然變得狂狷起來，他自恃為“中國農民的代表”，而且與某些中央領導者交情不淺，便漸漸的忘乎所以。他對一群前來考察的官員說，“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有一次，六位具有政府部長級別的官員到大邱莊開會，禹作敏既不迎來又不陪座，當會議結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員聚集在院子裏準備離去的時候，他卻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與相熟的記者閑談，對門外的喧嘩置若罔聞，當記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別之意，他一甩手說，“不理他們。”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選出席十四大的黨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孫山。6月20日，“中共大邱莊委員會”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天津市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分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八條，我們的幹部職工要頂住三亂，不準亂查；……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孤憤、怨恨、對立之氣，溢然紙上。
致命的危機是由一個偶發事件誘發出來的。1992年12月，大邱莊萬全公司經理病故，查帳時發現可能有貪汙行為，於是大邱莊派四人審查該公司業務員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並於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毆打致死。事發之後，“老爺子”禹作敏決定包庇犯事者，他讓相關疑犯或連夜離開大邱莊，或躲藏起來，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麵抵擋。1月，檢察部門派出六名人員到大邱莊取證，不想卻被非法拘留13小時，其間還不給任何飲食。當檢察院對四名疑犯發出拘傳令時，前來執行公務的公安幹警又被大邱莊設卡拒之門外。
事態由此惡化。2月18日淩晨，天津有關方麵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莊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本村及外鄉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麵對峙，並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拚搏”。禹本人則以退為進，向外界宣布暫時辭職。如此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經身陷法律的雷區而不能自拔。後經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強同意武警人員進入這個“禹氏莊園”。警察對大邱莊進行了搜查，禹作敏作偽證說，疑犯已經全數外逃，而事實上，其中幾人一直藏在村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