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大力倡導儒學為孔教是一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有他的曆史現實各方麵的原因。當時西方列強湧向中國，而清政府的統治又岌岌可危，出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康有為挺身而出，以孔教為依托，開展了一場以政治為現實和手段，以文化和學術為潛在目的，以資產階級改良為方式，以強大中國為己任的遍及全國的孔教運動。康有為苦心孤詣的孔教運動雖然飽受批評和批判並最終走向失敗，將儒學神學化的宗教形式最終不能為士人所接受，但他尊孔保教的良苦用心和意圖卻不容扭曲。在當時的社會曆史背景之下，這是為解決社會的道德危機而發起的道德重建運動；一方麵對抗了西方的宗教文化侵略，另一方麵突破純學術的路向，以宗教形式保存和弘揚傳統儒家文化、保存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展開的一場民族文化救亡運動；另外還是為實現其政治理想而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還具有一定的思想啟蒙的意義。然而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孔教之生命與智慧，自明亡後，即已消失”康有為的做法無異於用秦時的土去補唐時的牆，不合時宜。因此，又由發點來判斷的話，孔教運動從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
另外牟宗三還指出“憑外在的根據以定孔教為國教（因此國教亦是一個外在的觀念），這是抵不住趨新之時代精神的，其失敗是當然的”。雖然說康有為的出發點是好的，也付諸了很多實際行動，但終因理論的根基不牢和時代的因素不穩最終走向滅亡這也是一個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遺憾的背後就應該更深層次挖掘理論文化和時代之根本。康有為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孔教運動，雖然最終失敗了，但是也會給我們國人很多啟示，中國沒有過凝聚全民族的、獨立的、民間的、超越的，能夠滿足中華民族心理和精神需求的宗教看來是不行的。這對於我們今天正確處理中國儒教文明與世界多元文明的關係，探索中華文明和人類未來前途仍有意義。康有為孔教說的價值也許更多地體現在曆史、文化、社會、政治方麵。康有為的孔教說曾經為戊戌變法提供了理論依據，成為變法的理論基礎，得到過封建權貴的大力扶植，又在近代中西古今文化衝突中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即上承中體西用的文化理路，下啟現代新儒學。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的倡導孔教，對清末民初社會混亂、道德淪喪、世風日下起到了相當的抑製和挽救作用；康有為之倡孔教，對國共兩黨後來在施政過程中淡化宗教，自覺把政治、政權與宗教劃清界限，逐步發現現代民主自由起到了反麵作用，政教分離已成為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應有之義，這不能不說是曆史的進步。
（作者簡介：崔宇，河北大學政法學院博士研究生；胡素傑，河北大學出版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