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紫色》中的婦女主義
外國文學研究
作者：李小冰
關於黑人女性的生活狀況，赫斯頓有過描述，“白人把包袱扔下，叫黑人撿起來，黑人撿了，因為他不得不這樣做，但是他並不背著它走，他遞給他家裏的女人。黑人婦女是世上的騾子”。黑人婦女要麵對的不僅有來自男女二元世界的不公，還有黑白世界的矛盾衝突，種族歧視和男權歧視的“雙重壓迫”都在剝奪著他們的精神自由並毀壞著他們自我的完整。黑人與女性作家的雙重身份，使沃克和其他黑人女作家一樣，要在作品中對父權社會強加於黑人女性的雙重壓迫進行解構。
《紫色》的主人公茜莉在幼年是繼父的泄欲工具，更是他的勞動工具和自由交易的商品。小說的開篇題詞即是一句來自繼父的威脅性的話語：“除了上帝以外，你最好別把這事告訴任何人。”父權勢力的警告迫使茜莉保持沉默，她被剝奪了話語權，同時也無法思考自己的真實處境，隻能被動地接受被壓迫的現實。她被轉賣給鰥夫X先生後，成為X先生的性工具、廚娘、孩子的保姆和家畜的飼養員。茜莉隻能把自己當做一棵失去知覺、沒有聲音的樹，認為隻有不停地勞作和永久的忍耐才是她的本分。由於無法發出聲音，她選擇以書寫的方式向上帝訴說自己的苦難，她在寫給上帝的信中劃掉“我是”，改成“我不存在”、“我什麼都不是”。從第一封信開始，茜莉的聲音就是被壓製的。生活在男權中心主義和父權意識中，她沒有任何講話的機會，不敢有反抗情緒，扭曲的“自我”觀念使她喪失了自我發展的可能性。
小說中黑人婦女所受歧視和迫害還表現在茜莉的兒媳索菲婭的不幸遭遇中。索菲婭本來是個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當她的丈夫哈潑企圖通過打罵使她屈從，她狠狠地進行了反擊。她對茜莉說：“我愛哈潑，但是，在我讓他打我之前，我就先打死他。”索菲婭雖然戰勝了家庭暴力，但卻因為不願成為白人的女傭，淪為階下囚。索菲婭的悲慘命運說明，黑人婦女也許可以通過個人的抗爭在家庭這樣的小範圍內擺脫黑人男性的奴役，但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種族歧視的社會現實決定了她們不幸的命運——被奴役，被邊緣化，不是男人的奴隸，就是白人的奴隸。
通過對茜莉和索菲婭悲慘經曆的描寫，沃克不僅展示了黑人女性的生存狀況，而且揭示了父權等級價值觀念如何導致了她們的不幸。沃克使讀者親眼目睹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對黑人女性毀滅性的影響，並感受到改變不合理社會意識形態的迫切性。
追求女性自我的完整，是沃克所宣揚的婦女主義之靈魂。沃克認為，黑人婦女要完全從雙重壓迫中解放出來，爭取獨立自主，贏得解放和平等，必須首先認清自身價值，保持精神世界的完整性。
莎格是具有女性意識的典型代表。她擺脫了男性世界觀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意識形態：對男人逆來順受，甘願做性工具和奴役。她號召黑人婦女不用從男性的眼光中看自己：“女人為什麼要在乎別人怎麼想呢？我簡直莫名其妙”。她認為上帝是無性別的——“上帝不是他，也不是她，而是它”——無須崇拜上帝，隻有成為自己，欣賞自己，才能得到上帝的青睞。在與男性的關係中，她改變了男人主動女人被動的男性價值體係，反傳統地掌握了控製權；她從不聽從男性的要求，相反，她總是要求那些迷戀她的男性為她服務。莎格的思想和行為與當時的社會規範相去甚遠，但她毫不妥協。作為一名爵士歌手，她在經濟上獨立自主，歌唱是她表達自我、證明自我價值的方式，幫助她充分地行使話語權，打破了男性話語專製，正是她獨立精神的表現。
在莎格的影響下，茜莉也漸漸擺脫懦弱和沉默，走上了自信、認知之路。茜莉在莎格的引導下第一次在鏡中欣賞到自己的女性特征之美，鏡中的影像促進她女性意識的覺醒，是她實現自我意識的第一步。茜莉的轉變體現了沃克的婦女觀：婦女主義者應當欣賞並熱愛女性文化、女性情感、女性力量。在發現被丈夫藏匿的聶蒂的來信後，她產生了強烈的反抗意識，不再屈從於丈夫的粗暴，挺身捍衛自己的尊嚴。在餐桌上，麵對伸手來打她的丈夫，茜莉敢於拿起餐刀刺他的手。她的反叛，不僅體現在反抗夫權、擺脫奴役地位上，而且體現在她對自由和獨立的追求上。在莎格的鼓勵下，茜莉穿上了她原以為隻有男性才有資格穿的襯褲，這是一種自我肯定的象征。後來，茜莉開辦了專做襯褲的公司，發出署有自己姓名和地址的信，結束了數十年身份缺失的生活，開始了自我獨立的新曆程。經濟的獨立是茜莉在提高自我意識之路上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她第一次體會到自己的社會價值，從根本上擺脫了從屬於男性的地位，實現與男性在物質和人格上的平等，由一個女性意識模糊、被男性奴役的傳統女性變成了一個有思想、有人格的獨立女性。通過揭示茜莉女性意識的覺醒、重建女性的聲音、尋求自我身份以及獨立的經濟地位，沃克將一個支離破碎的茜莉整合成了一個完整的具備成熟的自我意識和強烈身份感的新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