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艾青：《我愛這土地》，1938年
1938年的上海被稱為“孤島”，這是一個十分貼切的隱喻。
上海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僅次於柏林、倫敦、莫斯科、紐約、巴黎和東京。在1937年底的保衛戰中，城市遭到毀滅性的重創，美國曆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書中認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戰中第一個被摧毀的世界大都會。”據《申報年鑒》記載，當時有4 998家工廠、作坊的設備被毀壞，上海喪失了70%的工業能力。大量難民湧進隻有10平方英裏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從150萬猛增到400萬，數萬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在最寒冷的冬季，上海街頭發現了1.01萬具屍體。
自戰事爆發後，楊樹浦、閘北、滬西、南市一帶均被日軍占領，但黃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卻遭包圍而還未被進占，市政之權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這一區域，對外交通保持暢通，對內交通也逐漸恢複，進出口完全自由，形成自由商業市場，遂成一特殊的“孤島”，其範圍包括東至黃浦江，西至法華路（今新華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北至蘇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的地區。著名的民國記者陶菊隱記錄道：“蘇州河一水之隔，一邊是炮聲震天，一邊是笙歌達旦，每當夜幕降臨，租界內徹夜通明的電炬，透過幽暗的夜空，與閘北的火光連成一片，映紅了半邊天。”這一狀況維持了四年之久。
就這樣，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一個“孤島”上。“島”的麵積隻有機槍子彈的射程那麼遠，而危機卻像東海般浩瀚可怖。整個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處於極其頹廢的狀態，即使是暫時掌握權力的那群人，也會感覺生活索然無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顯得那麼的虛妄，隻有絕望才是真實的。
在這麼一個充滿末世感的怪亂世界，每個人——包括企業家們卻還不得不展開自己的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島”時期的上海工商經濟並不是一片蕭條、滿目瘡痍，而竟有過一段空前的畸形繁榮時期。
就在炮火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的時候，繁榮的幽靈居然在廢墟和屍體上很快複活。到1938年底，租界內恢複生產和新建的工廠總數達4 700多家，超過戰前兩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設工廠1 705家。其中，傳統的紡織業複蘇最為迅猛。據布廠同業公會調查，至1939年，租界內新設織布、染織及手織廠823家，新增布機2.32萬台，日夜運轉每月可產棉布142萬匹，而工廠的利潤是戰前的兩到三倍。
這主要是源於下述原因：其一，人口激增，生活資料需求加大，消費品市場也就相應擴大；其二，人口集中又為租界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從而有利於工業的複工生產，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反過來又使原料市場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點，租界是中國東南沿海唯一的“非戰爭地帶”，人流和商流自然向這裏洶湧彙聚，從而激發出別樣的熱鬧。
租界是彈丸之地，所有生產的原料需外來，而所有製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榮完全依賴亞洲乃至全球政局的變幻。
先看國民政府的態度。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當即頒布了《禁運資敵物品條例》，將淪陷區貨物出口“概以仇貨論”，對國統區物資運滬也予以嚴格限製。但是，這一政策很快轉向，因為大後方經濟需要租界工商運作的支持。首先，這裏是工業原料和設備進口的唯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後方經濟完全服務於戰爭，以重工業為主體，民生產業十分薄弱。張賽群在《上海“孤島”貿易研究》一書中指出，到1941年前後，大後方人口已經由戰前的1.8億急增到2.3億，所需棉紗須有160萬枚紗錠開工生產，而實際運轉的紗錠最多時也隻有17.5萬枚，每年缺少的棉紗和棉布分別為12萬件和400萬匹，這些物資大都依賴上海方麵的供應。因而，國民政府不久便解釋稱，凡淪陷區內未受日方利用或控製之出品，如上海租界區域內各國貨工廠之出品不能算做日貨，仍應準其運銷各地。偏據重慶之後，國民政府仍然在上海專設國貨運輸管理處，主持貿易事宜，並繼續對租界供應外彙，繼續維持“孤島”的外彙交易，這使得進口商可以不受外彙配給的限製，自由進口緊缺物資以謀利。
日方對租界經濟的放鬆也出於自己的需要。一方麵，中日開戰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日本仍與英美維持著外交關係，所以對租界不敢公然攻擊；另一方麵，日本經濟也需要上海“孤島”的支援。日本是一個戰爭資源基本不能自給的國家，其重工業所需的石油、鐵砂、銅等全數依賴進口，即使棉花、木漿、硫酸等工業原料也大多需要進口。在這種情形下，上海“孤島”成為日本獲取、轉運戰略物資以及套取外彙的中轉市場。日軍對租界實行的是“和平封鎖”，即隻禁止中國船舶的海上交通運輸，對第三國船隻雖時有阻攔，但並不完全禁止進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進出上海港的輪船噸位中有將近六成屬於中日以外的第三國。當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掛著外國國旗的中國船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