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我仿佛真的聽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門外。他們已經被這個曾經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
此刻，他們穿越百年風塵，身著青衫，麵無表情，正砸響門環。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日，在漫天煙花中，改定“前言”
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
——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國學者瑪麗·格萊爾·白吉爾（Marie Claire Bergere）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辦公大樓裏，等待一位重要官員的接見。白吉爾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曾參與了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寫作。她後來記錄那次會見場麵時寫道：“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後麵跟著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領、貼袋的中山裝——這是中國官員慣常所穿的服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的步姿與舉止，卻使我驟然聯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百達翡麗手表，以及腳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
跟白吉爾見麵的這位官員是榮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國時期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榮德生與他的兄長榮宗敬曾經控製了中國將近一半的麵粉廠和棉紡廠，被稱為是“中國的洛克菲勒”。僅僅在與白吉爾會麵的幾年前，榮毅仁還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所有廁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經常遭批鬥，食指被紅衛兵打斷。1978年2月，他被鄧小平解救複出。此時，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在中信公司裏，還聚集了眾多年過花甲的上海籍資本家。
“我發現自己的研究對象已經陷於矛盾的旋渦之中。”白吉爾在後來出版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一書中寫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觀念出發，研究中國商業階層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企業家在20世紀初期的崛起，僅僅構成了曆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一個簡單的曆史摸索過程。”然而，隨著她對中國觀察的深入，特別是對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變革的零距離審視，曆史突然呈現出另外的麵孔。“中國目前將現代化置於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識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企業家在20世紀曆史進程中的貢獻，並將長期以來教條地把革命與現代化兩者混為一談的現象加以澄清。”
那麼，在更為悠長的曆史跨度中，我們——包括像白吉爾這樣的國際學者——是否有可能對一個被長期漠視甚至妖魔化的階層進行新的觀察？
白吉爾式的好奇，並不是唯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科集團的董事長王石來杭州，約我在西湖邊的浙江賓館對坐閑談。這裏曾經是林彪的“行宮”，現在則成了企業家們最愛居停的清幽場所。王石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麼，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裏繼承的？”我一時語塞。
顯然，疑問從另外一個地方浮起。也就在與王石閑談的同時，我已經開始了《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的寫作。在眾多商業史料及企業家成敗案例的調研與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類問題所困擾——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麼形成的？它是30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曆史寬度中進行審視？他們那種特別的焦慮、強烈的家國情結、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於內心的不安全感、對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對狼文化的癡迷，是一代人特有的心態，還是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文原因？
另外一個更具穿透力的問題是，在30年乃至百年的中國進步史上，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因寫作《萬曆十五年》而出名的華人曆史學者黃仁宇認為：“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而1932年就到過中國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則在《劍橋中國史》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曆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層沒有占據顯要位置。它隻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即便當世最傑出的曆史學家，如美國耶魯大學的史景遷——他因獨特而生動的曆史寫作，在中國知識界廣為人知——在著名的《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從1600年寫到1989年，整整389年，卻幾乎沒有企業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盡管他們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機紡棉布、電燈、收音機和帶空調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