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為主，“法治”為輔。強調“人治”為主，“法治”為輔，是王船山在治國路線上提出的根本思想之一。曆史上，儒家、法家、道家對於“人治”與“法治”的關係，主張各不相同。一般地說，儒家抬高“人治”的地位，把“法治”視為“人治”的從屬物；法家強調“一斷於法”，輕視“人治”的作用；道家則既反對儒家，更反對法家，主張“無治”或“無君”（鮑敬言）。王船山主要是繼承儒家思想，強調治理國家必須堅持“人治”為主。他說：“治惟其人，不惟其法”（注：《讀通鑒論》卷二十。），“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注：《讀通鑒論》卷十九。），反對“一斷於法”。他還分析指出：之所以必須堅持“人治”為主，不僅是在於任何“法”都由人製定，因而必須先有“治人”，然後才有“治法”；而且還在於任何法的完善都是相對的，都有簡單、統一的局限，因而需要依靠“人”根據複雜多變的實際情況去靈活掌握，具體執行。否則，如果隻知一味地機械地按法辦事，不分青紅皂白地搞“一刀切”，“等天下而理之，均難易而責之，齊險易凶豐而限之”，就會造成本來是一些可以有所作為的事，因為受“法”的限製而不敢做，“可為也憚於為”，而另一些按實際情況不能做或不應做的事，卻因“法”的規定而勉強去做，以應付上級的要求，“強為塗飾以應上之所求”（注：《讀通鑒論》卷十。），終於招致天下紛亂，人心不安。然而，王船山突出“人治”的地位，並不否定“法治”的作用，相反，他在批評法家“一斷於法”觀點的同時，又認真吸取法家思想中重視“法治”的積極因素，明確指出：相對於“人治”而言，“法治”作為治國的輔助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雖然，任人而廢法，則下以合離為毀譽，上以好惡為取舍，廢職業，徇虛名，逞私意，皆其弊也。”（注：《讀通鑒論》卷十。）在論述“人治”為主、“法治”為輔的基礎上，王船山分別論述了搞好“人治”與搞好“法治”必須把握的主要關鍵。強調指出，人君要搞好“人治”，必須親賢遠佞；必須善於納諫；最主要的還是要“求諸己”。所謂“求諸己”，一方麵是指人君與大臣應加強學習與修養，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另方麵則是指人君和大臣在思考問題時，應著重“求之心，求之身”（注：《宋論》。），即要嚴格要求自己，克製自己，而不“舍己而求諸人”，放棄對自己的反思和約束，對吏民提出種種苛求；出了問題不是把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人家，而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在論述“人治”之要的同時，王船山又論述了“法治”之要。指出“法治”之要有二：一是立法從簡。隻有實行這樣的簡法，吏民們才比較容易掌握，容易遵守，也容易做到法治普及。二是執法要從“公”、從“情”。首先是從“公”。執法者必須以法律為準繩，秉公辦案，決不可因收受賄賂而貪贓枉法，也不可憑個人愛憎而任意斷刑。其次是要從“情”。“情”者實也。即要求執法者在量刑時既要堅持法的規定，又要考慮實際情況，使量刑能做到“原情定罪，而罪有差等；飭法明倫，而法有輕重”（注：《讀通鑒論》卷二十四。），庶幾可以避免判刑畸重畸輕，更不致有冤案和錯案。德教為主，刑罰為輔。德教與刑罰，是曆代統治者治理國家所運用的兩個基本手段。儒家重“人治”，所以強調德教為主，刑罰為輔；法家講“一斷於法”，所以特別突出刑罰的作用。王船山依歸儒家正統，自然突出德教在治國中的主導作用。他說：“先王之政，紀於《尚書》，歌於《雅頌》，論定於孔孟，王者所宜取法，儒者所宜講習，無得而或欺，無得而自欺者也。”（注：《讀通鑒論》卷十八。）他認為“先王之政”的核心和精髓就是重德教。“今曰‘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則固指教而言矣”（注：《讀四書大全說》卷四。）。王船山強調德教為主，並不否認刑罰的輔助作用。他說：“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誌者，禮也。禮之既設，其小人恒佚於禮之外，則輔禮以刑。”（注：《尚書引義》卷一。）但是，他強調指出，即使運用刑罰，也須以德教為依歸，或者說，刑罰是進行德教的一種特殊手段。“人君操刑賞以禦下，非但其權也，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注：《讀通鑒論》卷二十七。）王船山認為，堅持以德教為主，這是可能的。因為人與禽獸不同，具有“誠明”亦即仁義禮智信五德的善良本性，隻是由於受到後天“習”的汙染，才產生種種不善行為，因此，隻要堅持德教，便有可能使他們恢複善的本性，改惡從善，成為好人。這也就是王船山說的，“教能止惡而誠明不倚於教，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合天也”。德教不僅是有效的、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為在王船山看來，人不可能事事生而知之，特別是從知識的全體和大用來說，更必須學而知之。隻有通過學習和受教育，才能恢複、控製或宏揚人的善的本性，抵製外界種種惡習的汙染。在王船山看來，德教的基本內容是儒家的三綱五常，但對於不同的對象則須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對於被統治者即廣大庶民百姓來說，主要依靠風化之教。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注：《論語》。），就是講“風化”之教。王船山闡發孔子的思想，指出風化之教的特點和實質就是統治者們－－君子“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注：《四書訓義》卷六。），以自己的表率行動去帶動、感化被統治者。而對統治者－－君子則必須行“庠序”之教，要“謹吾庠序以樂育其俊秀”（注：《四書訓義》卷二十五。），“庠序”之教的特點是通過學校進行係統的理論教育，使人們對於敬長、孝親、忠君、勸善等等，懂得其“所以然之理與所必飾之文”（注：《四書訓義》卷二十五。），以提高理論水平和自我修養的能力。王船山強調指出，“庠序”之教決不是空洞的說教，必須與道德修養，即改造主觀世界的實踐緊密聯係起來，其具體途徑就是儒家一貫倡導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最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寬以養民，嚴以治吏。養民與治吏是曆代統治者在行政過程中必須處理的基本問題。曆史上，儒、法、道三家，各從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出發，對養民與治吏提出不同的主張和方針。儒家主張“寬以養民，嚴以治吏”；法家主張治吏嚴，養民也嚴；道家則主張養民寬，治吏也寬。王船山是崇奉儒家方針的，並對之作了重要的闡發。首先，王船山以唯物主義理氣觀和理勢觀闡發了傳統儒家“即民見天”的重民思想。指出：人們平日所謂的“理”，並非理學家們所講的神秘的“天理”，而是自然界陰陽二氣運動變化的規律，“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注：《讀四書大全說》卷十。）；在社會曆史領域中，理的表現形式是“勢”，“故其始之有理，即於氣上見理，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隻在勢之必然處見理。”（注：《讀四書大全說》卷九。）王船山指出，儒家講“即民見天”，實際上這“天”就是理與勢的統一。“孟子於此看得勢字精微，理字廣大，合而名之曰天。”（注：《讀四書大全說》卷九。）由於社會曆史領域中的“勢”，通常是通過“民情”和“民心”表現出來，所以要把握理勢統一的“天”，就必須從了解“民情”、“民心”入手。而王船山思想的深刻處就在於，他在以唯物主義理氣觀和理勢觀闡發儒家“即民見天”思想時，提醒人們注意防止兩方麵的片麵性：一是“舍民而言天”的片麵性。王船山指出：離開“民情”、“民心”去談論了解“天”，其結果將會陷入“合乎符瑞圖讖以僥幸，假於時日卜筮以誣天”的神秘主義。一是“舍天而言民”的片麵性。即片麵地強調順從“民情”、“民心”，而忽視從“民情”、“民心”中去進行理性思考，探求理之所在，勢之所存，其結果不是陷入眾說紛紜之中而莫衷一是，就是陷入偏聽偏信之中而釀成禍亂，並不能達到“即民見天”的目的。為了啟發統治者牢固地確立重民思想，王船山還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既有利益的對立性，又有利益的同一性角度加以論證。指出：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確有因利益對立而心滿怨恨、矛盾尖銳的一麵，“民ｙáｎ＠②之可畏，實有其情”，但二者之間由於“共此區夏”共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因而又有利益相依的一麵，這就是“君非民，罔以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與義相維，利與害相因，情自相依於不容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