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我發現，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猶如克爾凱郭爾所言，人荒誕地存在於荒誕的存在之中，我們謂之自由的東西，不過是對這種存在的徒勞的探尋，就連這種探尋也是荒誕的，荒誕的現實感恰恰蘊含在荒誕的探尋之中。
我們走了很久很久，我們幾乎精疲力竭，然而有一天早晨我們一覺醒來，竟然突然發現我們仍舊站立在出發的地方——這與克爾凱郭爾故事中的那個人何其相似乃爾！
另一位哲學家告訴我們說，“我隻能通過我自己而成為我可以成為的我”（雅斯貝爾斯：《生存哲學》，一九三七年），那麼，我們成為我可以成為的我了嗎？觀察死去了的我，是不是昨天晚上仍舊寄寓在沉重肉身中的我？如果不是，那麼，他又是通過什麼獲得了新的存在方式呢？思想。
這就是文學精神與哲學精神在神聖殿堂必然相會的原因，這就是哲學總是先於文學發現世界奧秘的原因，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卡夫卡是克爾凱郭爾的產兒，是尼采的精神之果，盡管他們之間從來沒有對話和交流。
我就是在這裏找到小說和隨筆的交叉點和支撐點的，我就是用這種方式以新的視角詮注“我思，故我在”這個古老命題的。
三
我想用被譽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的話作為結束——
在我的生命盡頭，我希望我搜集到向讀者推薦的、在我們國家昏暗年代裏的曆史材料、生命圖景和各種人物將留在同胞們的記憶之中。這是我們祖國痛苦的經驗，它將讓我們警覺毀滅性結局的到來。在俄羅斯曆史上，我們偉大的民族多少次表現出了令人驚異的堅韌精神和堅定意誌，是它們拯救了我們。
作家絕不能認為社會和人民與自己無關，他應該分擔祖國和同胞經曆過的一切苦難。如果你的朋友被人從床上拖起來推上絞刑架，那根絞索必定會在你的手臂留下勒痕；如果你的周圍的青年因玩世不恭而懶惰，甚至去吸毒，去綁架，去凶殺，那麼你的呼吸中也必然夾雜著汙穢的氣息……我們誰能夠大言不慚地宣稱這個世界的弊病與自己無關？！
我深信，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文學有力量做到：幫助人們去認識並抵製陰謀家們企圖強製人們接受一切，溝通各地區人民的感情以防止人類社會分裂，讓不同價值觀得以互相容忍與和諧，使世界各民族都能夠了解彼此的曆史文化並相互給以尊重，讓人們感受他人的痛苦並引以為同情。我們既應該關注身邊發生的事情，又應該關注世界上所有正在進展的事物，隻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創造和實行一整套被世界接受的共通標準。
在這個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過於一個民族的文學生命被暴力摧殘。強力總是情不自禁地限製人民的言論自由，強製性地桎梏一個民族的心靈，企圖消除人民的記憶，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民族就如同行屍走肉一般。人們雖然使用同一種語言卻彼此陌生而冷淡；人們沉默地出生，沉默地病死，既無法彼此溝通，也沒有什麼精神遺產留存於後代。如果阿赫瑪托娃和紮米亞京這樣的文學天才被埋沒，其作品在壓製下毫無影響地自生自滅，那麼，這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悲劇，更是俄羅斯民族的巨大不幸。
這是我寫作小說和隨筆所遵循的最重要的精神指引，正是這種精神指引，才使我沒有像這個世界一樣支離破碎——我思，故我在，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摧毀經由思想達到的完整和成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
陳行之
二〇一五年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