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指出，斯大林一刻也沒有停止向群眾灌輸國家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是：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的製度是社會主義製度；這一製度代表了人民的意誌。我們的領導人是英明的，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我們社會中的利益是“社會主義”的，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我們所重視的財產是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財產。這種意識形態“通過父母、學校、教會、電影、報紙從人的童年時就強加給人們，它們控製著人們的頭腦，似乎這是人們自己思考或觀察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壓抑了對事實的認知，通過接受幻想得到了心理的滿足（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
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向人們灌輸意識形態，都會故意隱瞞某些事實。但自由企業體製的國家用的手段是暗示和勸告，而蘇聯用的手段是恐嚇與獨裁。從這方麵來說，“自由企業體製是遠遠優越於共產主義體製的，因為它一直保留了現代人類的最偉大的成就——政治自由——對人的尊嚴和個性的尊重，這把我們與人道主義的基本精神傳統聯結起來”。（弗洛姆：《人的呼喚——弗洛姆人道主義文集》）
弗洛姆認為：“正如希特勒盜用‘社會主義’這個詞來增加他指出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的吸引力一樣，斯大林盜用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以達到他的宣傳目的。”斯大林主義的製度盡管是“生產手段國有化的形式，卻與資本主義早期的純剝削形式更為接近，而不是類似任何可以設想的社會主義”。（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總之，“蘇聯政府和社會主義體係是不沾一點邊際的。社會主義與一個官僚主義的，惟物是求、惟消費是求的社會製度和唯物主義及向純粹理智態度的倒退——無論它標誌著的是蘇維埃製度還是資本主義製度——是無任何一致可言的”。它吸取了社會主義概念中的純經濟因素，但是卻把馬克思所宣揚的人本和社會的目的剝離了（弗洛姆：《占有或存在》，《人的呼喚——弗洛姆人道主義文集》）。
這是我目前見到的對極權主義批判的最深刻的文字，而這些文字竟寫作於半個世紀之前。僅此一點，我們就應當對這位偉大的思想家表達我們的敬意。
三
一九六八年，正當我國進行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弗洛姆以獨到的眼光審視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弗洛姆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麵臨著與前兩者不同的情形：這個國家沒有工業基礎，唯一的資本就是七億人的體能、熱情和思想，他們決心依靠人力的協調一致創造出所需的原始積累，以便在較短的時間內使技術、發展水平能趕上西方。但是弗洛姆同時又指出，這種建設方式同樣以經濟發展為目標，而忽略了人的發展。他說：“這種整體的協調一致，是通過權力、個人崇拜和思想的灌輸達到的，這與馬克思所預言的自由和個人主義人微言輕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因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不能忘卻的是，克服自我及追求最大化的消費仍舊存在於中國的製度中，至少到目前為止。它糅合了極權主義、民族主義和思想控製，這樣也就損壞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的觀點。”（弗洛姆：《希望的革命》）
我經常想，假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都還活著，假如弗洛姆活到現在，他們會怎麼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在東歐發生的劇變？會怎樣看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他們會為極權主義的大麵積垮塌而歡欣鼓舞嗎？他們會從中發展出什麼樣的思想？他們會想到中國所走的改革開放道路是這樣一番情形嗎？他們會怎樣分析權力和資本閃電一般的結合？會怎樣解釋人在這個具有典型特征中的曆史位置？會怎樣看待中國的發展付出的巨大環境代價？會怎樣預測中國的未來？他們是樂觀呢，還是悲觀呢？他們會給我們提出怎樣的建議呢？要知道，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啊！我們應當求教於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