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年（1602）三月。
明神宗朱翊鈞統治下的萬曆三十年三月初。
農曆三月（這年有閏二月）的北京，天氣已不那麼令人瑟縮。禦河橋下的冰淩化了，棋盤街旁的楊柳青了。可是，天宇京畿的百官萬民卻一點生機也感覺不到，心頭重壓的凍雲不開，胸中擁塞的冰塊難融。從廟堂大臣到市井小民，人們抹不去一個不忠不孝的念頭，暗暗祈禱著，焦躁地盼望著：如果這位“酒色財氣”四病纏身的皇上快快蹬腿，新皇登基照例來一番“與民更始”，大家興許能喘一口氣！
本來，二月裏已有確鑿消息傳遍皇城內外，皇帝早晚工夫就要死了。
二月十六日，朱翊鈞忽然感到病勢沉重，將不得不撒手人間，急忙宣召諸大臣到仁德門候旨，並命首輔大學士沈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暖閣安排後事，說：“朕病甚，勉輔太子。這些年因為修建三大殿而征收礦稅，本是權宜之計。現在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停勿征，所遣內監，都撤回京師。鎮撫司和刑部關押的罪人可以開釋；過去進諫得罪降謫的官員，都給他們複官吧。”說罷，便躺下來等著斷氣。這個晚上，內閣大學士們及三公九卿都非同尋常地在朝房守夜，以應大變。沈一貫按朱翊鈞的意思擬好的聖旨，也已由太監送朱翊鈞認可，交諸大臣傳閱；大臣們如獲至寶，期望即刻執行。
可是，第二天朱翊鈞的病情好轉，他反悔了，接連派出二十多批太監到內閣辦事房索繳聖旨。沈一貫奏稱：“臣等昨夜值宿朝房時已將諭旨傳出，頃刻間已播揚四海，不宜出爾反爾。”但是，朱翊鈞不管這些。司禮監太監田義侍候在旁，也力爭道：“聖諭已頒行，皇上豈可反汗食言！”朱翊鈞怒不可遏，拔刀要殺田義；田義不為所動，諫諍愈力。但首輔沈一貫害怕了，趕緊繳出前諭。過了兩天，朱翊鈞傳諭內閣，說是前兩天由於眩暈雲雲，一切“著照舊行”。
人們空喜歡了一場。
說到礦稅等等，是怎麼回事呢？這位萬曆皇帝長於深宮，自幼揮霍成性。衝齡踐位，前十年有張居正夾輔難稱心願；待到成年，世間已無張居正，便縱性肆欲，哪管它天塌地陷。萬曆二十四年起，便向全國各地派遣大量宦官充任礦監稅使，搜刮錢財供他揮霍。這些狐假虎威的欽差，所到之處樹旗建廠，廣招流氓地痞為爪牙，專以敲詐勒索為能事，侵害的不止一個階層。富戶不是被誣以盜礦，就是良田美宅或祖塋先墓被指下有礦脈，逼其獻款；不論有無礦藏或礦脈貧富，皆強逼富戶為承包礦稅的“礦頭”，抓來貧戶為礦役。地方官員也不在這幫皇使的眼裏。州縣芝麻官固然不敢阻撓中使，藩司巡院等方麵大員也不敢稍加鈐束。此外，還有查收商稅、店稅、魚課、鹽稅的特使滿天飛，舉凡舟車廬舍、五穀六畜、農工官吏，無不是納稅的對象。“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
如此窮凶極惡的折騰，鬧得正如刑部侍郎呂坤所形容的：“民心如實炮，撚一點而烈焰震天；國勢如潰瓜，手一動而流液滿地矣。”
萬曆二十六年，宦官陳增監山東礦稅，鑿山民夫多死，並逮及代納稅款稍緩的吏民，民眾大嘩。
萬曆二十七年，臨清民變，聚眾三四千，驅逐稅監馬堂，斃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黃州團風鎮民眾驅逐稅監陳奉的徒黨。
萬曆二十八年，京畿兵民苦於連年旱災和礦稅，起而為盜；浙人趙一平召集流民結黨，擬舉義兵造反。
萬曆二十九年，武昌民眾聚集數萬人圍攻稅監陳奉官舍，陳奉脫逃，投其黨徒十六人於長江；蘇州織工葛賢帶領市民聚眾包圍稅監衙門，亂石打死稅使孫隆的參隨黃建節，放火焚毀幫凶湯莘的住房，並捆住六七名爪牙扔進河流。
就在朱翊鈞食言而肥的當日，江西又發生民變，景德鎮民眾燒毀了稅使廠房，儒生們怒毆礦監潘相……
盡管民怨鼎沸，報警的羽檄聯翩而至，朱翊鈞卻無動於衷，堅持照既定方略辦。
朝野士大夫憂心如焚。那些不怕丟官殺頭的便前赴後繼上疏勸諫。萬曆二十五年，呂坤上疏陳天下安危，請緩催科撤苛稅，以收人心，防止人民“悉為寇仇”。
內閣首輔大學士沈一貫也與六部九卿大臣會疏糾劾宦官釀亂，毒害天下，請召還中使，罷除礦稅。
但對這些意見，朱翊鈞全當耳旁風。進言，或留中不發讓它自生自滅，或下詔切責；行阻，輕則罰俸、撤職，重則打入錦衣衛北鎮撫司監獄。詔獄中因建言及忤礦監稅使的犯官，滯留未及時發遣的常有一二百名。
朱翊鈞一意孤行，是因為他不相信大臣們的危言聳聽。千古一局，中國的老百姓不都是在這麼過嗎？有幾股刁民鬧事、造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本朝太祖英雄蓋世，體恤民情，夙興夜寐，終他老人家一世，哪年沒有幾起亂子？光《太祖實錄》記載的就有一百二十多次！武宗北“征”南巡，遊龍戲鳳，北虜窺邊，宗室造反，暴民騷擾京畿，不也照樣穩坐龍廷？他又怕什麼“萬姓不肯為朝廷屈也”！
因此，盡管天下人情洶洶，士大夫憂心忡忡，萬曆皇帝並不減他在後宮尋歡作樂的雅興。萬曆十七年以後他就懶得上朝了，內閣大臣想見他難於登青天。尤可駭怪、史無前例的是，政府機構的人事任免章奏他也置之不理，以致萬曆二十七、二十八年間，“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許多衙署的正常運轉陷於癱瘓。
如果誰以為這個暴君是個徹頭徹尾的昏君，那就錯了！他有十分警醒的一麵。
他是厭惡大臣諫諍的，尤其反感言官，公然聲明“恥為臣下挾製”，一再譏諷建言者是“賣直求名”。進言的疏奏絕大多數被打入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