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許多地方為旅遊帶動經濟，紛紛將曆史悠久的行政地名改為轄區內的知名景區名。徽州改黃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還有湖南大庸市改為張家界市，四川南坪縣改為九寨溝縣。一個地區的風景名勝地知名度提高，何必依靠景區名代替行政名呢？明代大文豪湯顯祖在其《遊黃山白嶽不果》中寫道：“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白嶽是歙縣另一個名勝地齊雲山，可見那時候黃山已十分知名。在權力主導一切的時代，所有的資源都由權力調度，亦為權力的“中心任務”服務，連行政地名亦是如此。
古代徽州因山多田少，農耕難以養活那麼多人，徽州人為了生存，隻有兩條路：讀書做官和做買賣。此地文風鼎盛、商賈遍天下可說是逼出來的。商人掙了錢，其主要用途是回家蓋豪宅和培養子弟讀書。徽州商人積攢的財富通過一代代文人的著作和留到現在的古村古鎮，發揮影響至今。
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徽文化”實則是在不斷被邊緣化的。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長達數十年的計劃經濟，自由流動的“徽商”無用武之地，等到改革開放以後，一地的工商業的發達主要依靠地理優勢，農耕帝國時代形成的“徽商”傳統，中斷多年已無從續接；二是因整個安徽省的政治中心北移。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時間，安徽的省會在安慶，安慶和徽州、池州、寧國等府在長江流域，安徽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南部。這些地區經濟一體，風俗、文化相近，可以說，安徽省是一個有著南方文化氣質的省，以徽州六縣為依托的“徽文化”，擴大為整個皖省的代表文化亦無不可。出於戰略考慮，新中國成立後，處於江淮之間的合肥成為省會，淮河流域的文化似乎占了主流。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化相差實在不小，胡適先生晚年滯留在紐約，合肥籍的唐德剛成為其入門弟子，胡適對這位同鄉晚輩很看重，常常說我們家鄉雲雲。唐德剛後來在著作中提到，盡管胡適早年在北平時和唐家長輩多有來往，但合肥的飲食、民風和語言，和胡適先生故鄉徽州績溪實在大不一樣。晚清以合肥籍李鴻章為領袖的淮軍，其將領多出自民風強悍的淮河流域，如果冠之以“皖軍”“徽軍”顯然不合適。而袁世凱雖是河南項城人，但項城在淮河流域，袁的養父袁保慶是淮軍名宿，袁世凱本人也繼承了淮軍的政治遺產。
即使一個完整的“徽州”回歸，人們還能找回失落許久的“徽州夢”嗎？徽州的南方氣質能否更多地影響安徽乃至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