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胡守禮的人生道路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鄒韜奮先生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及周刊社出版的新書。回憶錄中一個細節可窺見當時上海普通市民的眼界與素養——胡守禮接觸《生活》周刊的機緣是：他所在的煙紙店隔壁的茶葉店門口“設攤賣小菜的陸阿毛，他的兒子在日本紗廠做工，訂了一份《生活》周刊，每周星期六出版。因為是郵寄到茶葉店轉遞，所以我得以有機會借來看看。”除《生活》周刊外，胡守禮閱讀最勤的是《申報》，他特別喜歡《申報》的言論欄目“自由談”。《申報》的“本埠附刊”另有“職業專刊”、“讀者問答”欄目，對自學者很有幫助，胡先生曾對照“讀者問答”開出的書目自學社會科學。因憂於自己的前途，他給“職業專刊”寫信，訴說自己對前途的困惑。報上給登了出來，並附有編輯部的答複，鼓勵他下決心尋找“出路”，不要耽誤前途。
一九三四年十月，《新生》刊登了該刊代江西裕民銀行招考二十名練習生的廣告，主持其事者是《新生》周刊和中華國貨產銷合作社的負責人杜重遠。報名者的文化程度為“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隻有初小學曆的胡守禮決定一試，他在自薦書最後誠懇地寫道：“在這失業像波濤一般的社會，中學以上的青年卷入這波濤者，如恒河沙數；故對貴社之招考，不敢存分毫的奢望。惟竊念雖未進過貴族之學府，卻受過幾年商業之訓練和上海市商會商業職業學校通問班初中三年級課文的補習，雖不能並駕齊驅，卻想追隨其後，此乃無希望中求希望也。”
也許是這番誠心感動了招聘者，他得以進場考試。筆試試題分國文、珠算、常識、英文諸方麵內容，自學成才的胡守禮通過了筆試，麵試，被正式錄取。不久，他離開了大上海，遠赴江西，在南昌通過一段崗前培訓和在南昌總行的實習後，被派往遂川辦事處當出納。從此，胡先生一生再也沒有離開過金融業。他在江西裕民銀行工作時，正值日寇侵華，在戰火紛飛中，他輾轉於泰和、贛州。辦事勤奮、業務能力高而又清廉的胡先生很快成為銀行的骨幹，在抗戰最艱難的時期，他被派往銀行駐陪都重慶辦事處充當會計——這當然是個讓人豔羨的肥差。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胡守禮帶著妻兒東返，先回到餘姚老家探望父母。哪想到，就在日軍宣布投降後，胡的父親和原地待命等待遣送的日軍兵士起衝突，被日寇殘害致死。料理完家裏的事情後，從上海起步的胡守禮先生不願意再回到南昌，他想帶著全家在上海紮根。因為他已經是一位資深的銀行職員，經人介紹，進了孔祥熙開辦的山西裕華銀行上海總部。當時山西裕華銀行剛剛把總部遷到上海，大力拓展業務，急需要江浙籍的金融人才，胡先生碰到了這個好機會。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軍占領上海，接管了上海的一切事務。很湊巧的是，來接管裕華銀行的軍代表是他當年在江西的老朋友——當初他送這位朋友去投奔新四軍。於是，一切順理成章，作為舊銀行裏的進步分子和業務骨幹，他被調到軍管會金融處綜合組，參加了對上海金融業的接管。爾後，他正式調入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全家也都在上海定居了。
胡守禮的人生經曆，對那個年代闖進上海灘謀生的鄉下少年來說，更具有代表性。像他的寧波籍鄉賢虞洽卿、邵玉軒（邵逸夫之父）、董浩雲（董建華之父）那樣，在商戰中脫穎而出成為聲名赫赫的大亨的，畢竟是鳳毛麟角，更多的是他這樣的，平平凡凡而又自強不息，抓住一切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可以說，胡守禮的“上海夢”更為真實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