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以後的方士或許是吸取秦、漢時代徐福、盧生、公孫卿等前輩的經驗教訓，取悅於皇帝之道更為純熟，不將話說得太滿，譬如不再言之鑿鑿說何處能見到神仙，何處等尋覓到不死藥……如此容易露餡。他們靠進獻*藥方讓帝王和權貴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攝養占卜、符篆齋醮之術將皇帝和權貴搞得神魂顛倒。《舊唐書》記載術士葉法善，“又嚐於東都淩空觀念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這基本上和今日的王林大師“空盆變蛇”、“空杯取酒”一樣的路數。
唐室尊道家創始人李耳為先祖，高宗時追封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與後來熱衷煉丹、辟穀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為創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煉丹、尋道、訪仙成為了時尚。李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一輩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當然，唐代許多士大夫親近道士並非僅僅為了尋求延年益壽的方法，更多是為了追逐現實中的富貴。由於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宮禁，與皇帝和達官顯貴有著親密接觸，因此其言行能影響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葉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層政治，自己在《留詩》中不無自得地誇耀：“適向人間世，時複濟蒼生。度人初行滿，輔國亦功成。”他本人被封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過科舉等正常方式當官，而入終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聲名，進而得到皇帝賞識一舉而得高官顯爵，成為一種“曲線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終南捷徑”。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術。宋真宗夢見神人授天書，自認為是吉兆，改元為大中祥符。有這樣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參知政事（次相）、樞密使（掌軍政大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謂，曾教唆女道士劉德妙：“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劉德妙鑿地挖得一隻烏龜，帶入宮禁，欺騙皇帝說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術的超級“粉絲”，宣和七年，宋徽宗詔內禪，自稱昊天上帝長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稱他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沒能保佑他避免國破被俘、客死於金營的悲慘命運。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後長期在深宮內築乩修煉，不問政事。大臣如嚴嵩等人，靠寫好齋醮時獻給上天的青詞而得寵。道教領袖邵元節、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禮部尚書。讓一個煉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權，真正是斯文掃地。陶文仲被封為恭誠伯，明初輔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劉伯溫所得到也不過是伯爵（誠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則被冷落甚至嚴厲處罰。如首輔夏言不願意穿戴皇帝賜給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仆寺卿楊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術無非是騙人的把戲，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較而言，清代的皇帝對待方術的態度是最為理性的。從順治開始，尊崇宗教如藏傳佛教，隻是其為了“統戰”的政治需要，沒哪個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樣沉溺於荒誕不經的方術（服用*的皇帝如鹹豐倒是有的）。
盡管從秦開始，中國曆史上不乏被方術所惑的君王和權貴，但由於中國一直由理性而務實的儒學作為政治和倫理的支柱學說，方術也就隻能成為權力的潤滑劑和權貴的*，方士，再如何得寵，也隻能是弄臣。沒有哪個方士，能夠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領袖的地位——如這樣做基本上就等於造皇帝的反了，如東漢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黃巾起義，元末依靠明教的農民起義。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時，薩滿教的大巫師通天巫闊闊出立有大功，後居功自傲，想成為與成吉思汗並駕齊驅的宗教領袖，於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軟地將其除去。
在中國或者說東方的帝製時代，通天巫闊闊出越過了紅線，他必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