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勝王敗寇”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價值觀主導下，道統不存，社會精英的精神世界集體淪落，及時行樂、得過且過幾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選擇，因為明天是充滿變數、風險極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種麻醉，他們的人生已經找不到更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鬥富的故事更是為後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後被殺時，感歎因財惹禍，有人看中了他們家的財富。數百年後，晚唐詩人杜牧在石崇縱酒享樂的金穀園遺址上感歎：“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從兩晉到南朝的宋、齊、梁、陳，君主喪其國，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這一階段的朝代更替幾乎都是權臣篡位，篡位的權臣同樣奢靡。
隋朝亡於規模擴大過快、大型投資過多而導致的財政危機。從大曆史的角度來分析，經過近三百年的分裂，北地與南方文化、經濟和民風差異甚大，開鑿大運河溝通南北，皇帝從北方的關中巡幸到南方，對維持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很有必要。然天下剛統一，老百姓還沒有從戰亂中恢複元氣，諸多耗資甚巨的大工程上馬，必然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而皇帝的生活在對比之下，就顯得尤其奢靡無度，必然成為其道義上的短板，就如武王起兵伐紂那樣，從而被拿來作為臣民“造反有理”的說辭。
唐之亡，亡於藩鎮之亂。汴京陷落而宋室南渡，以及後來南宋的滅亡，主要原因是北部的外敵金和元武力過於強大。當然，宋朝統治階層內部的政治敗壞也是原因之一。後代一些評史者將北宋之亡歸因於王安石變法，加劇“強幹弱枝”，朝廷積攢了太多的財富令王室和重臣更有了奢靡的條件；而地方經濟凋敝，民生艱苦，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一旦碰上強大的外力，則成土崩瓦解之勢。
中國帝製時代最後兩個王朝明與清，其統治層和明朝以前那些王朝相比，“奢靡指數”應該是比較低的。明太祖朱元璋起於寒微，秉政三十年，最擔心的就是屬下的官員以及後世繼位的子孫貪腐奢靡，為此做了非常詳細而嚴苛的規定。後世曆代皇帝，盡管在勤政儉樸上難以和開國太祖相比，但客觀地分析，一個擁有最龐大帝國的統治者，其生活奢靡程度並無超過前代王朝，也不能和古羅馬帝國相比。即使是懶政誤國的萬曆帝，生活奢靡程度和他處於的地位相比較，也算不了什麼，明代亡國之君崇禎從私德上來說，其勤儉程度，中國帝製史上也沒幾個皇帝比得上。到了明朝後期，許多宗室子弟生活落魄，和一般窮老百姓無異。可以說，明亡的原因，內因是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無法解決，剩餘勞動力無法像今天一樣，轉向工商業，大戶人家積累的財富亦不能用於投資可容納海量就業者的近代工商業；外因是“萬曆三大征”耗空國庫，加上後金的崛起。
“勤儉秀”解決不了難題
皇帝的勤儉隻具有道德上的象征意義，於國事無補。
清代和明代相似，皇帝的勤儉程度還超過了明代。即使是國力最強盛的康雍乾三代，康熙、雍正較為勤儉，乾隆帝雖有過耗資不菲的數次江南巡遊，但放在整個版圖空前廣闊、臣民數億的大帝國裏，也算不了什麼。可惜康雍乾三朝，帝國未能進行轉型，仍然延續傳統的農業帝國管理模式，當人口劇增、土地承載力有限時，貧富懸殊拉大，社會矛盾激化。等到喜歡“勤儉秀”嘉慶、道光兩位父子執政時，靠農業社會的生產與管理模式無法解決這些難題，皇帝的勤儉更是幾乎沒什麼用處，無法阻止白蓮教、太平天國這樣的民變。
在道德評價上，勤儉是美善，奢靡是醜惡，這個標準至今未變。但從大曆史的角度分析，統治階層生活奢靡對統治崩潰所起的作用沒有傳統史家所評論的那麼巨大。在製度上無法對權力進行有效製約的古代中國，那麼隻有強調統治者的道德自律，而以果為因，將奢靡作為萬惡之源，進行簡單化的道德解讀，則輕巧地回避了傳統政治構架下無法解決的體製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