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問：現在公務員考試不是也很嚴格麼？但公務員考試選拔的是科級以下的官吏，副處以上的不必通過統一考試，可以直接任命。試問，今日在任的縣、市委書記，幾人是通過統一的公務員考試進入仕途？公務員考試反而給我的感覺是：做小吏資格要求很嚴，做縣處級以上的官員，則不需要很嚴的資格考試。
如此選官方式，類似魏晉時期的“察舉”，靠大官推薦，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的可笑局麵。這樣各地就容易產生大大小小的權力家族，比如原遼寧省阜新市委書記王亞忱，執掌該市十餘年，影響無處不在，退休後還威風凜凜，他的女兒是市公安局副局長，兒子是市公安局刑偵隊隊長。
授權方式之對比
授權方式和官員選拔方式是一對孿生體，授權方式深深地影響著選官方式。
中國帝製結束之前，有兩種授權方式，這兩種授權方式的權力來源是一樣的：“受命於天”“君權神授。”
在秦統一六國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時期是分級授權方式。周朝分封了許多諸侯，授權給他們，他們在自己的封地裏，又授權給各大夫。授權以後，諸侯就要盡到一定的義務，如歲貢、出兵勤王。（所以楚子貢包茅不入，其他諸侯就有理由討伐他；幽王烽火可以戲弄諸侯。）天子隻維持諸侯之間的公共秩序，不要自行攻伐，周王室幾乎不管各諸侯國內政，因此在自己的封地裏，諸侯和大夫儼然一個小國王，他們自行征稅，自行聘請官吏。許倬雲在《從曆史看組織》中形容西周這種“分封眾建”的關係是總公司和分公司關係。但這種分級授權形式時間一長，就有一個弊端，會產生弱幹強枝的政權結構，分公司實力大了，不把總公司放在眼裏。周室衰微，諸侯爭霸。
秦以後，行郡縣製，影響至今，所謂“千年猶行秦政製”。許倬雲說：“秦朝設郡縣，等於不設分公司，而是成立辦事處及其代理人，直接向中央負責，地方官的成績，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這種授權是直接授權，權力隻有一個來源——皇帝。知縣、知府、巡撫、總督，他們官職有高低，但彼此沒有隸屬關係，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權。知縣聽命於知府，隻是權力運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為了替皇帝替朝廷辦差。知縣的權力並不是知府給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層的首長知縣，都是朝廷任命並考核的，清朝皇帝召見新任縣令，就是一種象征意義上的諭示：你隻對朕負責，你的官印是朕給的。因此，當時下級雖然也得奉迎上級，畢竟天下之大，朝廷對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會十分麻煩，但畢竟自己的烏紗帽不是頂頭上司直接給的，頂頭上司隻有參劾、保舉和協助吏部考核之權，知縣對知府、知府對巡撫的人身依賴關係並不十分強烈。
如今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權力從何而來？如何授權？是分級授權還是直接授權？是，也不是。因為整個政權的權力來源既非受命於天，也非西方國家那種選舉製度下的選票，而是用“一切權力來源於人民”來回答，用“一切權力”這種政治性話語來解釋，可以說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的權力來源、授權方式是非驢非馬的混合形式。
按照憲法，中央和地方國家機構的權力是通過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級人代會又必須在執政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那麼實質上就是，任何一個行政轄區內，最高權力是由當地黨委的一把手掌握。中國現實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
那麼，黨委的一把手，也就是說縣委書記、市委書記，誰給他授權？從理論上說，根據黨章，他是由該縣、該市黨代會選舉產生的，由該行政轄區全體黨員授權給他，這看上去近似於一種民選形式，來源於選票。但在實際操作中，都是上級組織部門考察、上級黨委開會、上級黨委一把手拍板決定的，可以說，真正的權力是上級黨委一把手授予的。按照權力和責任對等的原則，那麼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名義上要向選舉自己的全體黨員乃至轄區全體公民負責，實質上隻要對給自己烏紗帽的某幾個人或某一個人負責。
這種實質上的分級授權，其效能還不如郡縣製的直接授權。因為中央隻管省一級幹部，省管地市一級幹部，地市管縣一級幹部，縣管鄉鎮。縣委書記、市委書記隻要將能直接影響他職位的某個人伺候好，就行了。其他更高級別的管理層，對他鞭長莫及。而今我國的行政級別又是中國曆史上層級最多的，有中央、省、市、縣、鄉鎮五級，行政效能在中間環節稀釋、變形更加容易發生。
權力大小與監督機製之對比
分析了市、縣委書記和知府、知縣的授權方式，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今日之市、縣委書記的權力遠遠大於古代的知府、知縣。
地方首長手中的權力，我以為首推人事權。在上文已經分析過了，明清時期知府、知縣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撫、總督，其在轄區內沒有自由的人事權。他們轄區的知縣，包括自己周圍入品的僚屬，如同知、通判或縣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參劾、保舉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罷免。而今的市、縣委書記對低一層次的官員，如市委書記對市委市政府各局、辦，各縣區正副職；縣委書記對鄉鎮及縣各局官員幾乎有絕對的任免權，甚至自己同層級的其他官員，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雖然由上級組織部門考核，但該層級的黨委一把手個人的意見相當重要。再加上現在的官員職數，四套班子加起來，可能數十倍於明清時期，明清一個縣從八品以上的官員有幾個，今天一個縣處級、科級官員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們就能知道為什麼現在買官、賣官之風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兩朝也有賣官鬻爵之事，但賣官之權，全國都集中於吏部。而今每個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如果想賣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員的職數遠遠多於古代。賣官既然操作起來更方便，可賣的總量更大，那為什麼不賣呢？而且賣的是別人“寄存”在自己那裏的東西，得到的利益卻屬於個人，多合算的買賣！
除了人事權，今天的市、縣委書記對社會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幹預力度也遠勝於古代知府、知縣。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長期是個農業社會，知府、知縣守牧一方，從“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無為而治的一麵，治民之術，我國傳統上是儒法、黃老兼用。《明史·職官誌》載：“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征，十年造黃冊，以丁產為差。賦有金穀、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雇役、借請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於府，若省蠲免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