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看這個官員是單純個人的錯誤，還是為一個集體決策或上司決策背黑鍋。善於替上司背黑鍋，是一門藝術，適當的時候主動替上司頂住壓力，一般會獲得犒賞。相反，不善於替上司和執政團隊背黑鍋的官員，其損害一般群眾利益的“普通錯誤”就可能演化成損害團隊或上司利益的“嚴重錯誤”。如明末朝廷既要在遼東和後金（清）作戰，又要在內部和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作戰，財力、兵力都不敷用，崇禎帝認為理性的選擇是“攘外必先安內”，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和後金（清）秘密談判，明朝決定承認後金（清）的對等地位並讓出一部分領土，以求簽訂和平條約，騰出手專門對付內亂。沒想到秘密媾和行動被曝光，士人階層的愛國者很多，他們一致譴責這種“賣國”行為，陳新甲竟然實話實說，透露是皇帝的意思。崇禎帝飽受輿論壓力，於是找個別的理由把陳新甲殺掉了。因此，如果是由於執政團隊的錯誤甚至是上司的錯誤，為了應付輿論，處理某位具體辦事的官員，來消減上司和整個團隊的壓力，那麼這個官員是為了維護上司和同僚的利益做出犧牲的，等風聲一過，這種官員一般會複出。由此可見，日記曝光私生活糜爛的原廣西來賓市煙草局長韓峰，和強拆引起*的宜黃縣委書記，所犯的“錯誤”是很不一樣的。
最後，就要看被免職的官員在權力係統內的活動能力。這個道理很好懂，每個官員的出身、人脈和在權力係統內經營的程度是不一樣的。賈雨村被革職，如果不是攀上賈府那棵大樹，他複出的難度恐怕大得多。黃文炳沒有這樣的靠山，所以隻想立一件奇功以求複出，卻被梁山人報複，死得很慘。
“宜黃事件”發生後，邱建國在免職前說過：“在今後的發展思路中，一定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寧可少上項目，甚至不上項目，也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段話不無抱屈的意思。早知道會鬧出這麼大的事，作為縣委書記，我還上什麼項目？可在一些地方唯gdp政績觀中，不上項目，gdp從何而來？財稅收入從何而來？官員的工資獎金福利從何而來？而要上項目，就很可能會有強拆，“老百姓的利益”很難放在第一位。如果官員們真的這樣做，“老百姓的利益”倒是沒被傷害，而傷害的恐怕就是官員層的利益。兩相比較，一個官員的理性選擇是什麼呢？所以，從這個邏輯來看，邱建國書記怎麼可能不複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