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這個新技術日新月異、新名詞層出不窮的時代，我觀察世態人情、社會萬象，喜歡做曆史的比較，追尋曆史的脈絡和因緣，有時不免有今夕何夕之歎。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當權者和知識人（士大夫），其中不乏有識之士，他們為列強環伺、國力不振、民生艱難而憂慮，“破舊”與“立新”幾乎是一代代人的追求，許多人將百弊叢生歸咎於舊傳統、舊文化，將國強民富的希望寄托於“立新”，引進來自國外的新技術、新製度、新文化。應當說，一百多年來，取得不少的成就。從製度和話語體係來說，我們今天幾乎是“全新”的，現代教育製度包括學科分類來自西方，公權力架構和社會治理的方式學習國外。更不用說現代科技的應用對普通人生活的改觀，今天中國人乘飛機，坐高鐵，開汽車，上互聯網，生活方式和西方國家沒什麼區別。但越過器物層麵和表麵上的製度架構，深入去看中國權力的運行規則、社會的管理思路，甚至普通人的思維方式，和明清兩代的社會究竟有何本質的不同？我看到的是製度的、文化的某些基因頑固地、換湯不換藥地留存下來，許多中國人也習慣於循著傳統的路徑去解決問題。
於是，我在評論一些事件時喜歡透過曆史來分析現實，這不是曆史愛好者的討巧，確實是因為現實就這樣，它總是讓人覺得“太陽底下無新事”。我在寫作中不斷提醒自己，要盡量避免簡單的今古對比或者油滑的戲說以及牽強附會的影射。日積月累，這類文字竟然有了幾十萬字之多，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去整理它們。
一晃多年過去了，我告別了記者生涯，一頭紮進書齋，做一個語言文化的圖書編輯，注意力離時事政治和流行文化越來越遠，因此相關的文章也寫得少了。過去那些透過曆史看現實的文章，也躺在電腦裏，我以為我不會再去翻看。承蒙認識多年而從未謀麵的向繼東老師不棄，他鼓勵我將這些文字整理出版，於是我抽出時間將那些沉睡的文章進行選擇、整理、修改，整理過程中對這些文字的價值又有了些許的自信，好像所言所論，在當下並沒有過時。整理出版，能博讀者一哂，就足矣。如果能讓人讀後，對看待當下紛繁蕪雜的社會有所助益，那則是榮幸之極了。
年過不惑，我已沒有用這類文字哪怕改變社會一點點的奢望了。中國唐代大文豪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則說：“曆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曆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看來中國和外國差不多，“以史為鑒”說起來輕巧，實行起來則千難萬難。
二〇一四年七月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