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優孰劣
上麵這兩個故事貌似沒有聯係，但其實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
基督教哲學認為人有原罪，認為人性本惡，所以主張以製度與法律來約束人，並認為有了好的製度，壞人也會做好事；沒有好的製度，好人也會做壞事。
中國人認為人性本善，通過道德教育，“人人皆可為堯舜”。製度不管用，再嚴的製度也是由人來製定和實施的，人如果學壞了，製度與法律也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所以中國人講究倫理教化，以便從人心這個根本上解決問題，儒學就是教人們如何做人——做一個好人的學問。
認為人性本善，當然注重道德教化；認為人性本惡，當然注重管製和懲戒。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在各個方麵都製定了詳細的製度與法律，雖然西方的宗教其實也起著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就是說，無論中外古今，在社會管理上都是製度與教化並行兼施，但是，中國無疑更注重道德教化，深入中國人骨髓的是道德觀念；西方更注重法律懲戒，深入西方人骨髓的是法律意識——對於人性善惡的基本認識，導致了兩種不同的社會製度和文化觀念。
但問題的關鍵是在這兩個不同的係統下，個體享有的自由和對於自由的使用，有很大的性質上的不同。
在人性惡的大前提下，西方的法製係統對於人性“惡”的方麵做了很多預防和遏製，在人性“善”的一麵沒有保證的時候，起碼能遏製“惡”的一麵。還因為有法律效力的確認和保證，在法律允許的規則之內，個人能夠享受到來自國家和社會的最大限度的信任，從而也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美國的法律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滲透、取代了道德、生活常識甚至生活習慣的領域和職能，涉及之廣令人瞠目結舌。美國法律的泛化、瑣碎和繁雜，有時使法律形同虛設，複雜到了普通人根本搞不懂的地步，凡事都得谘詢律師，所以，全世界80%的執業律師在美國。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法律是沒有感情的智慧。”法律主宰社會，把人們隔離成一個個禮貌、自由而孤獨的個體，法律就成了冰冷的工具。
在人性本善的假設下，社會對個人道德教化的重視高於社會製度的構建，把社會的長治久安寄托於個人修養。另一方麵，在儒家看來，“禮緣人情”“禮許變通”，人們執行規則能夠充分考慮到具體情況，讓人能夠更多地體會到溫暖，因此，在中國式的人情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更親密。但人性遠非善惡這麼簡單，在人性本善的認識基礎上，隻重視對“善”的培養，“惡”的一麵得不到應有的遏製。因此，中國人處理事情隨機靈活，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就可以擺脫承諾或規範在形式和細節上的羈絆，但同時因為中國文化中缺乏嚴明的法治，哪些應該做，哪些不應該做，缺乏明確的尺度，人們不會在錯事麵前望而卻步，思維在對錯之間模棱兩可的邊緣上徘徊，這種靈活變通就容易被滋養成肆無忌憚、為所欲為，這時，這種中國式的自由便是在道德、規則之外的無限度的放縱。中國式的人情社會被人們批評最多的，就是在人性“善”的一麵沒有保證的時候，“惡”的一麵也得不到起碼的遏製。
《論語·為政》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還有古人說：“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法能殺人，不能使人仁。”沈從文也說：“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惡，道德卻能使人樂於向善。”這些話也將這兩種文化的長短優劣揭示得一目了然。法律的冰冷和尖銳無法替代人性的柔和與溫暖，繁瑣的規則也勢必導致人性的僵化。總而言之，在法理社會，法治雖然使人們僵化甚至冷漠，但也使他們簡單輕鬆；在倫理社會，人們很靈活，富有人情味，卻也狡黠複雜。
我們一定都向往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和社會：國家信任民眾，民眾信任國家，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生活自由而簡單，溫情而幸福。
（摘自《發現人性》）